糟篇熬人死，好书不禁读。
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彻底打乱了我的阅读计划。此前我正在读一部有关边疆史的汉译新著，风评不错，但由于是专业书籍，又是译著，读起来难免枯燥头疼。啃了一个月，翻了不到一章。
本想换换脑筋吧，抢了太太新入手的《从大都到上都》来翻，没想到却一发不可收拾。18万字，一天半的时间从序读到跋。几年没有如此酣畅淋漓且心无旁骛的阅读体验了。哦，除了沈博士的畅销书《纽约无人是客》。
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最近几年更是以工作忙，养娃累为借口，很少用整段的时间阅读。然而这可能不完全是我的错。
2014到2017年，我用业余时间通读《肩水金关汉简（一）-（五）》，那并不是一部用来读的书，更像是一部字典。古文字学家拿来研究汉代的文献或者文书，而我不过是为了找全里面记载的烽燧和候官。并不枯燥，因为兴趣。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大都到上都》撩了我的心。
它具备很多好书的特质。譬如给读者额外的惊喜。
这应当是一本讲元朝的笔记，我却发现，其中很大篇幅在讲明长城，可谓是正中我的下怀。
罗新教授沿着大元皇帝的“辇路”完成了他非凡的徒步旅行。我钦佩他的意志，高效的写作，嫉妒他能够有这样的旅行机会，同时也责怪自己的慵懒。
2012年，我也曾游历金莲川，徘徊在上都的穆清阁上，想象着忽必烈汗在这里走来走去。然而彼时的我是个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还没有想清自己的未来，琢磨着如何才能不浪费自己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业，何曾想半生的事业会与战国之后的历史为伴。
元上都遗址（张依萌 拍摄）
2015年，我在张家口市考古所挂职。那里不仅是避暑圣地，或者冬奥主场，也是长城研究者的天堂。这里分布着全国10%的长城资源。翻阅明清文献，你会发现那里几乎每一个能够在当代地图上找到的地名，都曾经和明长城紧密相关。
一年间，我频繁往来于京张两地，体验了无数次詹天佑的天才设计，也尝试过自驾或乘长途车，攒下的车票、发票和加油票摞起来有两三公分厚。我走遍张家口6区11县（有些区县只是路过，总之是到过……）；考察张库大道，直观体验了从塞内地狭到“坝上”的地貌陡然变化，俯瞰层峦叠嶂间清晰可见的墩台和驿路；按照方志的记载游历十几座长城寨堡，遥想当年的狼烟滚滚，军旗猎猎。不过还是以自驾为主。期间唯一一次比较正式的徒步，仅仅是背着电脑和相机花了三个小时从蔚县走到暖泉大约15公里的坦途。
我与罗教授的旅途并不一致。出关沟之后，罗教授走赤城、沽源，穿越宣府东路、北路出塞，而我主要在宣府西路一带流窜。但从张家口北上张北，有孛儿只斤·海山功败垂成的遗作——元中都，而张北古道因此未能有幸成为他的辇路。
我也曾构思过一部“鸿篇巨制”，但直至挂职结束也没有启动，只留下半篇《宣府镇西路城堡考》，至今都没能完成。回京后工作骤然繁忙起来，也就更没有机会认真写作了。
当然，那一年，我也不是全在发呆。外出挂职的好处是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在火车上，我拿下了半部明史，从海鸣兄处借来的英文原版《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还有《三体》。记得我读完最后一章后不到一个月，大刘就拿了星云奖。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三体》的获奖也有我的功劳。扯远了。
好书可以检验自己的知识储备。
相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确实更爱看些笔记和小说。但罗教授的书不太一样。它像是游记，却又干货满满，语言流畅通俗，内容之深刻又不输严肃的学术。写出这样的东西，需要功力。
读过一章，感到兴奋，读过两章，便转为惶恐。我用罗教授的书，检验自己的功力。我听过他所介绍的大部分元人的名字，却并没有读过如此多的诗。我读过大部分他所提到的史料和学术书籍，比如《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万历武功录》，最差的，起码也是翻过，比如《从北京到巴黎》。而他所摘录的那些海外旅行家的精彩游记，多半是闻所未闻。作为一个研究长城的青年学者，我还算是及格了，但此后不敢自诩为旅行爱好者。
见古人所见，思古人所思，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境界。“历史唯心，考古唯物”，是考古学者对历史学的普遍偏见。当然也有人反省考古的“见物不见人”。总之，在大众眼中无差别的两个学科，有着迥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范式。
罗教授讲到了“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本是一个考古学的专业名词，由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提出，指华北以北明长城为轴线的广大地区，那里有着和中原不同的史前文化面貌，也许更加鲜活。历史学家眼中的“长城地带”则有着不同的解读，除了荒城野雉，巍巍故垒，也有凄风苦雨，脉脉温情。
当忽必烈汗的幄殿和仪仗第一次穿过居庸关和那道久已不存的长塞，是何等的志得意满。将牧民和农人的世界合而为一，是亘古未有的功勋。尽管在他身后不到百年，脚下的通途便再次筑起藩篱，这藩篱却再也不能把汉人和蒙古人截然分开。
“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
“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
“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
兴武营前，鞑兵和墩军的对话，犹如家常。今人恐难想象在那并不遥远的边疆，两个阵营的普通人，今日和睦似乡邻，明朝却相杀如仇雠。
我的几位恩师、同事，是蒙古族，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套用《琅琊榜》中苏哥哥的一句台词。他们的先祖也是“挽过大弓，降过烈马”的。如今，他们与我无异，而我的乡音中，却是无处不在的草原味道。
2015年，我在元中都不远处的尚义县四台蒙古营遗址发掘，那里的村民都是蒙古族，当他们在探方里挥舞着铁锨，操着山西口音说笑，没有人会否认，他们是地道的中国农民。而那些在草原上挥舞着套马杆的骑手，却又有多少500年前从韦州、大同或宣化出走的明人后裔......所谓“款塞”、“入寇”或是“搜套”，不过是游走在自家庭院。
明朝不是大一统，而是南北朝。魏坚教授曾这样讲。他是考古学家。
万历年间明蒙疆域——大一统还是南北朝？（图片来源：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隆庆皇帝开创了明蒙半个世纪的太平，他是否想到，明廷当年为了对付俺答汗而收降的史、车二部属夷，却因明蒙的和解，而战略地位下降，陷入生活的窘迫。《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的观点认为，先秦所谓“戎狄”不过是因不接受先进的精耕生产方式而被排挤出华夏。生于长城地带，是他们的无奈，这无奈古已有之。
好书给人以启迪。
元朝是一个不修长城的朝代，因而从未引起我的关注。《从大都到上都》引导我试着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罗教授在书中罗列了大量元明诗歌，虽然较唐宋略输文采，却多了质朴与亲切。那些初到塞北的南仕，记录风土不吝笔墨，更掩饰不住孩童般的好奇与兴奋，想起我第一次去坝上，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第一次觉得，我们对坛坛罐罐莫须有的考证，竟不如这传世文献中的情感来得真实。“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书，也成了考古人的毛病。
罗新教授说，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我不缺少批判和怀疑精神，却输在想象力。也许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长城的旅行，不是自东向西，而是由南向北。
《从大都到上都》记录下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比如近年结识、致力于长城保护研究30年的英国学者威廉·林赛；师兄兼学术偶像刘未（鸡冠壶）；还有做新石器的准亲师兄黄可佳。我对黄兄明显关心的不够。一提到他，我总是想到南阳盆地仰韶文化，还有“不对称尖状器”，若不是罗教授提及，我竟不知道他还曾做过元代“梳妆楼”遗址的考证。
河北沽源县梳妆楼遗址（图片来源：携程网）
我也循着罗教授的文字，做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无聊考证。比如元人周士琦说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我怀疑是用于制作蒙古人就奶茶喝的炒米，然而被来自内蒙的同事piapia打脸。炒米是糜子做的。我并不服气，难道不会是因为延庆物候不同，用小米代替吗？
又如关于西瓜。罗新教授在他的新作里频繁提到吃瓜，似乎对这种多汁的水果情有独钟。全书347页，我发现他在173页之前提到了至少五六次，而之后直至307页，才再次出现。或许是因为出塞之后聚落密度骤降，西瓜获取不易吧。我想象着千百年后，学者读整理出这一份史料，或许能做些有趣的研究。
钻研长城七年，不能说不充实，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读罢《从大都到上都》，我恍然大悟。我便是那草原上的白翎雀，虽也飞翔，却缺少一次刻骨铭心的跋涉。
脚下的边疆并不存在。
何以解忧？唯有行走。
本帖由 孟姜男 于2018-01-26 23:11:5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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