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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艺|读罗新《从大都到上都》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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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篇熬人死,好书不禁读。

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彻底打乱了我的阅读计划。此前我正在读一部有关边疆史的汉译新著,风评不错,但由于是专业书籍,又是译著,读起来难免枯燥头疼。啃了一个月,翻了不到一章。

本想换换脑筋吧,抢了太太新入手的《从大都到上都》来翻,没想到却一发不可收拾。18万字,一天半的时间从序读到跋。几年没有如此酣畅淋漓且心无旁骛的阅读体验了。哦,除了沈博士的畅销书《纽约无人是客》。

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最近几年更是以工作忙,养娃累为借口,很少用整段的时间阅读。然而这可能不完全是我的错。

2014到2017年,我用业余时间通读《肩水金关汉简(一)-(五)》,那并不是一部用来读的书,更像是一部字典。古文字学家拿来研究汉代的文献或者文书,而我不过是为了找全里面记载的烽燧和候官。并不枯燥,因为兴趣。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大都到上都》撩了我的心。

它具备很多好书的特质。譬如给读者额外的惊喜。
这应当是一本讲元朝的笔记,我却发现,其中很大篇幅在讲明长城,可谓是正中我的下怀。

罗新教授沿着大元皇帝的“辇路”完成了他非凡的徒步旅行。我钦佩他的意志,高效的写作,嫉妒他能够有这样的旅行机会,同时也责怪自己的慵懒。

2012年,我也曾游历金莲川,徘徊在上都的穆清阁上,想象着忽必烈汗在这里走来走去。然而彼时的我是个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还没有想清自己的未来,琢磨着如何才能不浪费自己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业,何曾想半生的事业会与战国之后的历史为伴。


元上都遗址(张依萌 拍摄)

2015年,我在张家口市考古所挂职。那里不仅是避暑圣地,或者冬奥主场,也是长城研究者的天堂。这里分布着全国10%的长城资源。翻阅明清文献,你会发现那里几乎每一个能够在当代地图上找到的地名,都曾经和明长城紧密相关。

一年间,我频繁往来于京张两地,体验了无数次詹天佑的天才设计,也尝试过自驾或乘长途车,攒下的车票、发票和加油票摞起来有两三公分厚。我走遍张家口6区11县(有些区县只是路过,总之是到过……);考察张库大道,直观体验了从塞内地狭到“坝上”的地貌陡然变化,俯瞰层峦叠嶂间清晰可见的墩台和驿路;按照方志的记载游历十几座长城寨堡,遥想当年的狼烟滚滚,军旗猎猎。不过还是以自驾为主。期间唯一一次比较正式的徒步,仅仅是背着电脑和相机花了三个小时从蔚县走到暖泉大约15公里的坦途。

我与罗教授的旅途并不一致。出关沟之后,罗教授走赤城、沽源,穿越宣府东路、北路出塞,而我主要在宣府西路一带流窜。但从张家口北上张北,有孛儿只斤·海山功败垂成的遗作——元中都,而张北古道因此未能有幸成为他的辇路。

我也曾构思过一部“鸿篇巨制”,但直至挂职结束也没有启动,只留下半篇《宣府镇西路城堡考》,至今都没能完成。回京后工作骤然繁忙起来,也就更没有机会认真写作了。

当然,那一年,我也不是全在发呆。外出挂职的好处是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在火车上,我拿下了半部明史,从海鸣兄处借来的英文原版《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还有《三体》。记得我读完最后一章后不到一个月,大刘就拿了星云奖。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三体》的获奖也有我的功劳。扯远了。

好书可以检验自己的知识储备。

相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确实更爱看些笔记和小说。但罗教授的书不太一样。它像是游记,却又干货满满,语言流畅通俗,内容之深刻又不输严肃的学术。写出这样的东西,需要功力。

读过一章,感到兴奋,读过两章,便转为惶恐。我用罗教授的书,检验自己的功力。我听过他所介绍的大部分元人的名字,却并没有读过如此多的诗。我读过大部分他所提到的史料和学术书籍,比如《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万历武功录》,最差的,起码也是翻过,比如《从北京到巴黎》。而他所摘录的那些海外旅行家的精彩游记,多半是闻所未闻。作为一个研究长城的青年学者,我还算是及格了,但此后不敢自诩为旅行爱好者。

见古人所见,思古人所思,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境界。“历史唯心,考古唯物”,是考古学者对历史学的普遍偏见。当然也有人反省考古的“见物不见人”。总之,在大众眼中无差别的两个学科,有着迥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范式。

罗教授讲到了“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本是一个考古学的专业名词,由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提出,指华北以北明长城为轴线的广大地区,那里有着和中原不同的史前文化面貌,也许更加鲜活。历史学家眼中的“长城地带”则有着不同的解读,除了荒城野雉,巍巍故垒,也有凄风苦雨,脉脉温情。

当忽必烈汗的幄殿和仪仗第一次穿过居庸关和那道久已不存的长塞,是何等的志得意满。将牧民和农人的世界合而为一,是亘古未有的功勋。尽管在他身后不到百年,脚下的通途便再次筑起藩篱,这藩篱却再也不能把汉人和蒙古人截然分开。

“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
“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
“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

兴武营前,鞑兵和墩军的对话,犹如家常。今人恐难想象在那并不遥远的边疆,两个阵营的普通人,今日和睦似乡邻,明朝却相杀如仇雠。

我的几位恩师、同事,是蒙古族,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套用《琅琊榜》中苏哥哥的一句台词。他们的先祖也是“挽过大弓,降过烈马”的。如今,他们与我无异,而我的乡音中,却是无处不在的草原味道。

2015年,我在元中都不远处的尚义县四台蒙古营遗址发掘,那里的村民都是蒙古族,当他们在探方里挥舞着铁锨,操着山西口音说笑,没有人会否认,他们是地道的中国农民。而那些在草原上挥舞着套马杆的骑手,却又有多少500年前从韦州、大同或宣化出走的明人后裔......所谓“款塞”、“入寇”或是“搜套”,不过是游走在自家庭院。

明朝不是大一统,而是南北朝。魏坚教授曾这样讲。他是考古学家。

万历年间明蒙疆域——大一统还是南北朝?(图片来源: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隆庆皇帝开创了明蒙半个世纪的太平,他是否想到,明廷当年为了对付俺答汗而收降的史、车二部属夷,却因明蒙的和解,而战略地位下降,陷入生活的窘迫。《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的观点认为,先秦所谓“戎狄”不过是因不接受先进的精耕生产方式而被排挤出华夏。生于长城地带,是他们的无奈,这无奈古已有之。

好书给人以启迪。

元朝是一个不修长城的朝代,因而从未引起我的关注。《从大都到上都》引导我试着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罗教授在书中罗列了大量元明诗歌,虽然较唐宋略输文采,却多了质朴与亲切。那些初到塞北的南仕,记录风土不吝笔墨,更掩饰不住孩童般的好奇与兴奋,想起我第一次去坝上,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第一次觉得,我们对坛坛罐罐莫须有的考证,竟不如这传世文献中的情感来得真实。“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书,也成了考古人的毛病。

罗新教授说,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我不缺少批判和怀疑精神,却输在想象力。也许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长城的旅行,不是自东向西,而是由南向北。

《从大都到上都》记录下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比如近年结识、致力于长城保护研究30年的英国学者威廉·林赛;师兄兼学术偶像刘未(鸡冠壶);还有做新石器的准亲师兄黄可佳。我对黄兄明显关心的不够。一提到他,我总是想到南阳盆地仰韶文化,还有“不对称尖状器”,若不是罗教授提及,我竟不知道他还曾做过元代“梳妆楼”遗址的考证。


河北沽源县梳妆楼遗址(图片来源:携程网)

我也循着罗教授的文字,做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无聊考证。比如元人周士琦说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我怀疑是用于制作蒙古人就奶茶喝的炒米,然而被来自内蒙的同事piapia打脸。炒米是糜子做的。我并不服气,难道不会是因为延庆物候不同,用小米代替吗?

又如关于西瓜。罗新教授在他的新作里频繁提到吃瓜,似乎对这种多汁的水果情有独钟。全书347页,我发现他在173页之前提到了至少五六次,而之后直至307页,才再次出现。或许是因为出塞之后聚落密度骤降,西瓜获取不易吧。我想象着千百年后,学者读整理出这一份史料,或许能做些有趣的研究。

钻研长城七年,不能说不充实,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读罢《从大都到上都》,我恍然大悟。我便是那草原上的白翎雀,虽也飞翔,却缺少一次刻骨铭心的跋涉。

脚下的边疆并不存在。
何以解忧?唯有行走。


我儿不如我,有钱又如何;我儿比我强,要钱也没用
本帖由 孟姜男2018-01-26 23:11:5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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