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一、对新思维的批判)
长啸 于2005-04-12 09:33:03发表于长城小站作者：林治波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90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
乌有之乡讲座主题：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
主讲人：林治波
时间：2005年1月1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点：乌有之乡书店
编者按：
新年伊始，元旦下午，关注中日关系的诸多朋友聚集到乌有之乡书店，聆听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林治波先生应邀发表的演讲——《当代中国日关系强硬派之观点》。
林治波虽然是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但是这次演讲却只能代表他个人观点，而不能代表人民日报的观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他自己一开始就已经这样声明了。
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60年后仍然有一批汉奸卖国贼，他们不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甘心给日本人当孙子。制造事端，无中生有，在国外的媒体网站肆意捏造,把林治波先生演讲与官方态度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造谣手法。
事实终究是事实，活动当天的听众可以证明，我们的录音可以证明，那些见不得天日的汉奸只敢在背地里放暗箭，却不敢走到台前与我们对薄公堂，他们的行为将招致一切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唾弃和不屑。
演讲正文内容如下：
今天是元旦，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现在，就中日关系谈谈个人看法，这里特别声明，不代表人民日报，只代表个人。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是对"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批判。
二是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先谈谈头一个问题：

一、对新思维的批判

"新思维"论争的由来
２００２年，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马立诚应日本外务省之邀访问日本，归来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同年第６期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称日本就侵华战争已向中国"谢罪"２１次，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再抓住不放，对日本应该宽大为怀，共同面向未来。文章还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抨击。２００３年，马立诚又先后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演讲，在《时事报告》杂志参与座谈，在日本右翼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摆脱 "反日"》一书，多次重复了相似观点。
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战略与管理》同年第２期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所谓"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强调：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举措，大意是：中国应该大体上满足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计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被我们夸大了，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总的来说，马立诚与时殷弘的观点是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马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不应该再纠缠不休；时认为，历史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应该放下来，以友好为重。
上述言论发表后，日本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相形之下，"新思维"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迥然不同，广大网友纷纷在互联网上发表对"新思维"的看法，赞同者寥寥，反对者甚众。
２００３年夏季，笔者先后在《时代潮》杂志同年第７（下）、第８（下）发表两篇长文《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和《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对"新思维"予以驳斥。经人民网转载后，引起广泛影响。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官方网站发表的最为严厉的批判文章"。。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为契机，广大网友对"新思维"的谴责有增无减，形成批判"新思维"的浪潮。同时也有少数人表达了对"新思维"的赞同意见，对笔者提出反驳。关于"新思维 "的论争，成为今年夏秋两季里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影响及于中国大陆、港台、日本和新加坡等地。
"新思维"站不住脚的三大理由
首先，感情上不能接受。
从１８７４年发兵攻打台湾开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长达七十年。与其他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最大、侵略手段最狠、祸害程度最深--仅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就伤亡3500万人，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合计60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哪个民族能不刻骨铭心！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扶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在中日关系上，中方始终顾全大局，以中日友好为重，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但中国人民的宽宏大度换来的是什么呢？多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死不认帐，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把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美化为解放战争。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府要人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建立"有事法制"，与台独势力眉来眼去，图谋干涉中国内政。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伤害和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怎能让中国人民撇开历史恩怨，谋求对日友好？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
其次，道理上不能成立。
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国，日本应该谢罪。历史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针对日本连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的翻案风，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
"新思维"论者认为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相当危险，因为"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国际局势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
第三，功利上没有必要。
马、时等人提出"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日本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２００２年双边贸易总额达１０１９．１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534.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84.4亿美元，历史性地实现了顺差，顺差额达５０．３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新思维"的根据之一是中国有求于日本。时殷弘教授说："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中日互有需求，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固然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但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更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或尚未发育的情况下，其损失无可弥补。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在日本经济一片低迷的形势下，发展最快的是同中国的贸易，赚钱最多的是投资中国的企业。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犹如鱼水关系，日本为鱼，中国为水，失去鱼之水犹为水，而失去水则鱼的命运会如何呢？另外，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民族主义不是洪水猛兽
"新思维"论者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痛恨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的手法是拿中国人当中某些极个别的过激言行说事，如向赵薇泼粪事件、批评姜文参观靖国神社事件、深圳一家饭馆的"日本人不得入内"事件，以及要求日本人下跪等等，将这些过激言行加以集中、渲染和放大，然后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灭净，除之后快；与此同时却无视日本右翼势力已经控制日本政府、大财团和大媒体的基本事实，竭力淡化日本右翼势力的广泛影响，声称日本右翼力量很小很小，"在日本人口中不过是个零头"。
他们如此这般无非是想证明日本很纯洁、很无辜，而中国却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狂热，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批判挞伐的堂而皇之的口实。在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忙于批判挞伐，而是弄清目前的中国究竟有没有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诚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的确有一些针对日本的过激言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感相联系，其实质是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和反华言行的一种反对性和情绪化表达，并不具有实质的侵略性和威胁性。中国人民是宽厚善良、通情达理的，持极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国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才是中国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国际问题上尤其如此。针对某些国家、某些洋人的反华歇斯底里，一些中国青年言词激愤，看似调门很高，而实质上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不过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已，不过是要求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这种言论主张，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言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中国，任何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都不可能得到普遍响应，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存在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马先生的文章，完全回避了日本的挑衅与中国的回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是非界限，也不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别的国家没那么嫌恶和反感，而唯独对日本如此。马先生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民族今天何以对日本如此愤愤不平？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有仇恨日本的基因吗？中国人的情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过激的言论固不可取，但抹杀了事情的因与果、是与非，就失去了说理的基础。
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而值得讽刺的是，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洋先生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为谋求全球霸权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正当的、理性的、开放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在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利益单位的情况下，在全球化逐步淹没各国文化特色的背景下，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时代呼唤中国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学习先进而不妄自菲薄，热爱祖国而不走极端，做理性的、开放的、具有坚强民族精神的爱国者。
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
解铃还需系铃人，谁有病谁吃药，这是常识。"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种所谓的"新思维"给日本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实际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首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要正确地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反思过去的错误，诚恳的道歉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到底是谁发动了战争？到底是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必须搞清和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总强调自己挨了原子弹，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日本为什么会挨原子弹？因为侵略别人而导致自身受害，与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歧见。不要以为遗忘或者抹杀这段历史，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涉及国家道义、民族良知、人类文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日本未来的大问题，绝对不是可以蒙混过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把力气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德国正视了历史，卸下了包袱，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学习德国的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理应以德国为榜样，否则如何赢得邻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和道义力量的大国？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毁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则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教训在前，殷鉴不远，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复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 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
笔者也注意到，有的学者虽不同意马、时等人的观点，但认为形势变了，要与时俱进，日本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也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所谓"新思维"指的不是新的战术和策略，而是新的战略性思考。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并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新思维"貌似理智，实则糊涂，貌似公允，实则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则立场，单方面、无条件对日让步。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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