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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影象资料中的长城

数十年研究考证终揭历史迷雾(二)
随手 于2005-02-18 18:27:51发表于长城小站
疑窦丛生
1980年,顾棣和王笑利(沙飞的女儿)在编写、整理晋察冀画报社大事记时,对《转战在喜峰口外的晋察冀八路军》的作者归属产生了疑问。通过查地图,顾老发现,喜峰口在冀东遵化县境内,沙飞的摄影活动范围主要在冀西、晋东北一带,他不可能到位于冀东的喜峰口一带采访。顾老先生觉得这幅照片和第三期晋察冀画报发表的雷烨专集中的长城战斗照片有相似之处。经仔细辨别,他发现两张照片所表现的环境、八路军战士手持的武器、人物的服装、人物所处的季节都一致,他初步推断,这两张照片是由同一作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同角度拍摄的。
疑问产生了,他认定作者只能是一个,不是沙飞就是雷烨。但因雷烨照片发表在前,沙飞照片发表在后,作者似乎应该是雷烨。拍摄时间根据雷烨作品所示,应为1942年。
他在编写“大事记”中又得知,1942年端阳节时,沙飞正在冀西平山县驻地忙于画报的出版工作,根本不可能到千余里之外的喜峰口去拍照。如果拍摄时间和地点确凿无误,这就更说明照片作者非雷烨莫属。顾老当时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小力,她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1989年,顾棣和方伟在编撰《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一书时,又把上述情况向方伟做了介绍。他们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仔细研究辨别,一致认为《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作者应该是雷烨。但顾棣又觉得,这幅作品早已被广大读者公认为是沙飞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现在突然改成雷烨的话,势必会在读者中引起思想混乱,也会给摄影史留下麻烦和阴影。而且作者不准确的作品又何止是这一幅(有的名作,作者有三、四人之多,很难确认谁是真正的作者)。当时他的思想确实非常矛盾,也非常犹豫。更深的思想顾虑是,沙飞是顾棣的摄影启蒙老师和引路人。顾棣想,我虽然是沙飞的学生和老部下,但不能以感情代替事实。但他同时也坚信沙飞的高尚人品,坚信沙飞的超高水平。他认为,在当时,只有沙飞才能拍出这样优秀的作品。他怀疑一定有什么原因造成了历史的误会。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和准确,他觉得有必要进行鉴别和考证,查明事实真相。

北上求证
于是,顾棣先到北京求教于老领导石少华、罗光达和当时晋察冀画报社的老编辑章文龙,他们三人都对此事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公认是沙飞的作品。
石少华还强调说:“沙飞同志拍了大量长城岭战斗的照片,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把自己的许多优秀作品用多种名字发表,决不会把别人的作品据为己有!战争年代,摄影记者到前线拍照片,连生命都不要,还争什么名誉……沙飞的为人和品德,我们是知道的,他绝对不会干剽窃他人作品之事。”
罗光达也说:“我在1938年底,从延安到晋察冀,不久,分配到刚成立的军区摄影科工作。1939年1月,在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个展览《华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展出了1938年底以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和发展阶段的战斗新闻照片2 0 0余幅,全部是由沙飞一人拍摄的,其中就有大批长城岭战斗的照片。《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攻克插箭岭》这些照片当时就看到过,印象很深。
从北京回来后,顾棣把他们三人的意见转告了方伟,最后成书时,还是根据三人意见,将作者定为沙飞。大家认为,即使他们的记忆有误,与沙飞也毫无关系。因为沙飞在世时,从未用他的名字发表过这幅作品。1943年9月,这幅作品第一次在第四期晋察画报刊登时,作者名字是孔望。50年代初,新华社出版《摄影工作》第2期发表了高帆、狄源沧、邹若贤编发的一组抗战时期图片介绍,选用《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这幅作品时,才第一次署名为沙飞。但197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收入这幅作品时,作者仍然是孔望。直到1985年在北京美术馆举办《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时,才又署名为沙飞。1987年举办的《抗战中的晋察冀摄影展览》时,也展出了署名为沙飞的这幅作品。
1990年7月,顾棣接到章文龙的一封信,内称:“与您一起著书的合作者方伟,近日来京找我,询问《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这幅作品当年编发时的署名情况。我告诉他是根据作者提供的情况署名的。不是编辑随意编造的。他说,他做过研究,这幅作品不是沙飞拍的,而是雷烨的作品。”不久,顾棣也得知,方伟要撰文通过媒体正式向外公布。顾棣表示,对待历史问题态度一定要慎重。在事实真相未彻底搞清楚之前,不宜大肆渲染。在顾棣的劝导下,方伟停笔未写。
顾棣心想,《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照片不是普通的作品,而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名作。既然作者归属有了争议,就要认真考虑,特别是在影史研究者内部有了分歧后,就更应严肃认真对待。一定要查证落实,决不能让问题成为悬案。他认为,解除疑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他决定亲自到喜峰口去。正准备启程时,他从报间偶然得到一则消息:因潘家口水库的修建,喜峰口附近的长城城堡已淹没于水中……考察计划只好作罢。1991年,顾棣忙于《中国解放文艺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其它事也就无暇顾及了。

章文龙提供重要信息
1993年,顾棣为与蔡子谔合作编撰《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一书做准备,又多次到京走访老摄影家,广泛收集解放区影史资料。他藉机又去拜访了章文龙,在谈到《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作者署名一事时,章文龙向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年,在画报第3期编辑过程中,沙飞看到雷烨的专集里战斗场面太少(因为冀东是抗日斗争第一线,应有大量的战斗照片为好)。便拿来一张很有战斗气氛的照片——即《战斗在喜峰口外的冀东子弟兵》。编辑们看了很高兴,就把这张照片收进了画报里,因为是雷烨的专集,就没有具体署名。章文龙分析,也许是沙飞把自己的照片拿来,但并没有特意声明。
章文龙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第1期《晋察冀画报》使用了沙飞的1 0 0幅照片,因当时战斗环境艰苦,摄影工作者尚未大发展,在前线拍照的记者很少。于是,沙飞为了避嫌个人作品太多,摄影作者太少,就用了2 0多个化名……章文龙同志的这段话暗示了《在喜峰口附近向敌人射击的冀东子弟兵》这幅作品极有可能是沙飞送给雷烨的。
有了章文龙提供的信息,顾棣更加坚定了揭开迷团的信心。顾棣认为首先应搞清楚的是,这幅照片到底是沙飞在什么地方拍摄的?

掀开迷雾一角
1997年,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6 0周年长城主题摄影作品展览》,展出l00幅以长城为主题的摄影艺术精品,大都是北京摄影界的后起之秀和部分研究长城的专家拍摄的。展览的最前部分是l0幅战争年代的战斗照片,全部是沙飞作品(但未署名)。其中就有《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顾棣应邀出席展览并写了一篇分析评述《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着重评述了该作品的思想性、战斗性及其具备的新闻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文中称:作者沙飞于1942年在冀西紫荆关一带拍摄了此作,而不是画报初次刊登时说明中的冀东的喜峰口。顾棣知道,沙飞在东起紫荆关西至平型关这绵延百余里的长城一线拍摄了大量以长城为背景的战斗照片,已在晋察冀画报上发表的就有《解放紫荆关》、《攻克插箭岭》、《占领浮屠峪》、《冲破平型关》、《攻克白石口》等多幅。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这幅名作,究竟是在长城哪个地段拍摄的,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当时只能含糊其辞,说成是紫荆关附近。
1997年2月28日,一位研究长城的专家严欣强,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上长城找八路》,文章介绍了他发现沙飞名作《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拍摄地点的经过。他与儿子在涞源县境内的一段长城上发现“从长城的走向、敌楼的门窗位置、长城背后的山形看,照片上的长城地段就是这儿……珍贵的照片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出处”。由此证明《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不是拍自喜峰口,而是在涞源县境内。他给顾棣打电话,约他在北京见面,并送他这张发现地点的照片。顾棣非常高兴,兴奋得都要跳起来了。他觉得多年的疑点和迷雾终于要揭开了。

两次上长城寻访
1998年,中央电视台一位编导高山准备为沙飞拍摄纪录片《寻找沙飞的足迹》,计划全程追踪沙飞战斗过的地方。聘请顾棣为摄影组的向导和顾问。顾棣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专门到沙飞活动过的主要地方走了一圈,并将访问地点和路线规划出来。后因高山另有任务,便邀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兼摄影师史学增来拍纪录片,沙飞的二女儿王雁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顾棣的带领下,他们在当年晋察冀画报社活动过的地方进行了考察访问。最后的落脚点是上长城,考察沙飞在长城的拍摄情况。4月11日,顾棣、史学增、王雁和北京电视台的朱丹、董文英等编导在严欣强的带领下,来到紫荆关西部涞源县浮屠峪孟良城,找到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和《八路军开战后检讨会》两幅作品的拍摄地点,经过实地考察,他们确认,这两幅作品确实是出自同一处地点。可以说,这次考察结果肯定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确系沙飞所摄。
当时,顾老准备写文章澄清这一事实,但因参加编写《解放军画报史》、《解放区文艺发展史》,任务繁重,又耽搁了下来。
2001年,顾棣的故乡——保定电视台计划拍摄纪录片《瞬间》,主要以原北岳、冀中两区为主,报道、重现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历史画卷。聘请顾棣为历史顾问共同完成纪录片的拍摄。为了取得更确切的历史资料,他们又重上长城,应该说这次的收获更大。在紫荆关西部涞源县浮屠峪孟良城一带,除找到上次拍摄的地点外,又重新发现了两个拍摄点:那就是用雷烨名义发表的作品的拍摄地和《中国摄影报》刊登的署名雷烨作品的拍摄地。它们与上次找到的沙飞作品拍摄地都在同一段长城上,这充分证明这两幅作品也系沙飞拍摄,而非雷烨。
由此证实当年沙飞在涞源境内的浮屠峪南侧孟良城那段长城上,从不同角度拍了许多照片,陆陆续续发表,除《战后检讨会》是用沙飞的名字发表外,其它照片有的是用雷烨的名义,有的用孔望的名义,有的干脆不署名,始终再没用沙飞的名义发过。顾棣认为,当时沙飞为了给雷烨的专集添彩,把自己的作品拿来,毫不张扬,这足以证明沙飞的品格是多么高尚,让我们后人更加敬仰!

拍摄时间的考证
由于《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发表时,没有明确的时间,而署名雷烨的作品标明战斗发生在1942年。顾棣在初次评价这幅作品时,使用了画册上标明的时间。
后来,在顾棣考证这幅作品的过程中,他发现其拍摄时间也有误。经多方查找资料,充分证明这幅作品是沙飞拍摄于1938年春季反“扫荡”中在冀西涞源县城以东、紫荆关以西的浮屠峪战斗中。
. 根据有三:
1,《晋察冀画报》第一期发表的、在浮屠峪孟良城拍摄的第一张长城照片《战后检讨会》的图片说明非常清楚:“1938年,浮图峪战斗中,我边区八路军在长城岭上开战后检讨会”。
2,罗光达在1939年1月帮助沙飞搞影展时,就看到大批长城岭的照片。证明1939年以前就有了这些照片。
3,《晋察冀军区抗战史》第3 0页记载了1938年的浮图峪战斗的全过程。第599页大事记中记载“4月,我军在易(县)涞(源)线上的佟川、二道河、浮图峪等地连续打击敌人,毙伤日军3 0 0多名,收复涞源城,粉碎敌人再次打通涞易线的企图”。
既然拍摄于1938年,那为什么当时要改为1942年呢?为什么要把在浮屠峪拍摄的照片改为喜峰口呢?是笔误还是有意?顾老指出,当时因战争条件所限,新闻照片非常缺乏。有时为了新闻宣传的需要,一些作品被代替和借用,被人为地改动拍摄时间和地点,是常有的事。现在看来,这是违背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的,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也是有情可原的。
说到这里,顾棣还回忆起了一件往事:“早在1981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摄影作品欣赏与研究——看沙飞(战斗在古长城的八路军)作品》。这是篇草稿,是当年在由京返并的火车上写就的,没有整理发表。”由于当时还没有其它确凿的证据来佐证,使别人信服,故老人一直没有公之于众。
在这篇文章里,顾老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在阜平县纪念抗战五周年群众大会上,有一个展览,里面陈列着缴获日寇的战利品,还有许多战斗照片。我是第一次看到到如此大规模的照片展览。其中一张大战长城岭的战斗照片吸引了我。我看到了蜿蜒在崇山峻岭中的长城,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与敌人拼搏的场面。
1944年9月,我在晋察冀画报社第二次看到了这张照片。并且知道作者是沙飞。1945年1月的一天,我和沙主任从晋察冀边区群英会返回晋察冀画报社的路上,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这张照片的创作过程:1938年春天,敌人分兵九路,对我晋察冀边区进攻。我军主力在浮屠峪一带埋伏,准备对敌人进行猛攻。战斗打响时,他正在长城岭一个战斗连进行采访。当连长探出身子注视前方,正准备发出射击命令时,他从战壕一侧抓拍了这个场面。他说:拍这张照片利用的是顶侧光,以长城为背景拍出了环境特点。并告诉我,在拍新闻照片时要注意把时间、地点、环境表现出来,要注意光线、角度、构图,抓住特点,即使在最紧张的战头中,也要注意照片的艺术性。不要急于求成。”
顾棣从以上考证结果推断,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照片,是1937年10月至1938年秋,沙飞随杨成武支队和骑兵营在紫荆关至平型关一带活动时拍摄的。其中,《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的考证,犹如一把拨开迷雾的金钥匙,不仅充分肯定了沙飞的作者身份,弄清了它的拍摄时间及地点,而且还揭开了《转战在古长城内外的冀东子弟兵》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并且使许多作品“物归原主”。数十年的研究考证终揭历史迷雾,当今存世的抗日战争时期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数十幅“长城战斗”照片全部是沙飞拍摄的。
顾棣老先生在多年考证过程中严肃认真、两上长城实地考察的决心和严谨治学的精神,为后学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在考证过程中,长城专家严欣强也是功不可没的。正如顾棣所说:“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严欣强首先找到并公之于众的,他立了头功。否则,迷团难解,会成永久悬案。也许我到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呢!”
2004年4月1日

编辑:火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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