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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影象资料中的长城

北青报整版严老师<父子二十二年爬长城记> 全文转载如下。
亚虎 于2006-04-01 17:53:53发表于长城小站
父子二十二年爬长城记

本版新闻 父子二十二年爬长城记(03/31)
◇字体:[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本版PDF 北京青年报:严欣强 (06/03/31 03:40)

  文中“老严”段落为父亲严欣强所写

  “小严”段落为儿子严共明所写———

  ■把长城当作一个大玩具送给自己的儿子

  老严: 我去年就已退休了,现在只要去单位办事,同事见了问的第一句仍是“还爬吗?”这是指爬长城的事。

  爬长城我已有二十多年了,累计次数400多次。在爬长城中交了很多朋友,有星级大腕,有普通百姓,说心里话没有朋友们的帮助我爬不到今天,像周幼马、马骏父子、黄东辉、山雪峰、王虎……好人多啊!

  有一个人是我爬长城的特殊朋友,那就是我的儿子严共明,他给了我许多支持与理解。要知道爬长城是力气活儿,并有一定的危险性,得吃不少苦,很多困难是事先无法预知的。临难时除了需要智慧和毅力,更需要理解与信任,支持则是最宝贵的。

  小严:我爬长城也有二十多年了,比不上老爸,但是次数也在200次以上。头十几年是跟着父亲积累经验,最近这十年则是渐渐地把长城变成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在长城这个方面,我爸绝对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最钦佩的人。没有他,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和热爱,不会对长城和历史这样有兴趣。

  是长城,或者说是爬长城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心智,给了平淡却又坚实的自信。但是如果没有我爸的引导,这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爸爬长城的执著劲,我是比不上的,所以虽然我在年纪和体力上有些优势,但是论经验论精神,他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老严: 我第一次带儿子爬长城时,他才六岁。那时爱人出了国,我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带儿子遛遍了北京的公园,只见到处是人群,根本找不到玩儿的感觉。

  我想起了长城。我曾在密云的一个工厂呆了八年,每天出入工厂的大门时,便可仰望到长城。我曾发动几个哥们儿上去过,站在敌楼上放眼蜿蜒起伏的长城,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本来是想把长城当作一个大玩具送给自己的儿子,同时自己也圆一个儿时未了痛痛快快玩个够的梦。

  第一次爬长城,我选择的地点是密云的古北口卧虎山,因为我对这一带的地势、交通状况较熟。

  1984年7月的一天,我背着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三个桃、一个军用水壶,带着儿子出发了。一下火车,我指着山顶上的敌楼告诉儿子,在火车返回来之前咱俩要上去再下来。儿子立刻进入兴奋状态,跌跌撞撞地朝前跑。我们见山势不陡,就连路都不问,顺着大坡就上。本来我是拉着儿子向上爬,郁郁葱葱的山坡长满了荆棘,扎得儿子直咧嘴。没草的地方砂石特滑,怕儿子摔跤,我常提起他的后衣襟,让他两脚凌空,跨过砂石。

  等我把儿子码在长城垛墙上,拿出相机对焦时,我才看见他的两条腿划满了红道道。我想完了,有这么一段痛苦的记忆,下回谁还跟着你。

  小严:第一次为什么要爬长城,恐怕连我爸也说不清楚了。长大了以后才明白,其实我爸带着我过日子(我父母离异得比较早),应该也是挺闷的,再说那年头人的娱乐生活实在简单,爬长城真是又解决了精神上的烦恼,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物质压力。时至今日,我爸和我也都不是那种狂热的户外运动分子,我们只是平平淡淡地喜欢长城,把爬长城、看长城当作一种调节生活节奏的方式,把拍长城、研究长城当作一种有目标的学习过程。

  老严: 过了一个月,北京骄阳似火,家里屋子小,也没空调,我想到长城去躲凉快。于是问儿子,还想不想去爬长城?“去。”他爽快地答应。也许是那野趣带来的快感超越了一切,使他好了伤疤忘了痛。这回我们去的是慕田峪长城。我先骑车,把儿子带到西直门,买了两张去范各庄的火车票,然后随车托运自行车。在范各庄下车后,我再把儿子放在自行车大梁上,骑到莲花池关。在重峦叠嶂的缝隙中,我们发现了长城如龙脊般的垛墙。这次我们先问路,然后放好自行车,沿着一条小路进沟,很顺利地摸到了长城脚下。沿登墙梯道爬上了正在施工中的长城。时间太短,只走了两个敌楼,返程时间就到了。我们沿原路返回,一路上心情十分愉快,慕田峪长城的雄浑壮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当时就商定,有时间还要来,非把慕田峪长城的两头走到才行。也就是这个决心,使我们又先后去了慕田峪八次。后来,我们又找到了神堂峪长城、涧口长城。为看完涧口长城全段,我们去了那里二十多次。


  小严:从开始到现在,与其说是在爬长城,不如说是在找长城爬,因为但凡爬过野长城的人都知道,长城并不是完全连贯的,而且很多地段已经损毁得很难爬或者不必爬了。我爸和我在最开始去长城的几年里,除了有限的几本画册,几乎什么可以参照的东西都没有,就靠些简单的地图和大胆的推测,一点一点地了解北京周边的长城。有时候运气好,一次到位,比如1986年去金山岭;有时候因为意见不统一,或是地图上信息不准确,一个地方去了六七次也找不到,比如黄草梁,我们足足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最终找到并且登临成功。



  当然还是运气好的时候居多,有时候乱走乱撞也会有发现。比如1986年第二次去金山岭,一路向东,走到最后走到了一个小水库边,看着对面山上工人正在修长城,打听后知道这个地方叫司马台。现在说起司马台可是如雷贯耳,可是那个时候很多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地名,想想这20年里我和我爸光司马台就一起去了不下10次,如果再算上我们彼此单独去的,大概总和已经超过50次了。即使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没有看到、了解到的地方。当然我们都还在不断地去探寻自己没有到过的地方。过去是我爸领着我去探索,他去过的长城还是比我多得多,但我现在也终于可以荣幸地带着他和他的朋友去一些我自己探出来的地方了。比如2002年的秋天,我带着他们去了1998年我曾经去过的山西广武、雁门关长城。

  ■问的全是我心里痒痒的地方:镇边城、黄花城……

  老严:虽说儿子那会儿才六岁,通过这么坐火车,骑自行车,他就明白我看的地图是怎么回事了。只要我看地图,儿子就挤过来,他顺着齿牙形的曲线、写着名字的地方问,问的全是我心里痒痒的地方:金山岭、小水峪、镇边城、黄花城。

  儿子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有个知心人了。得空时我们翻看地图,平谷、密云、怀柔、延庆……北京的长城线路逐渐明晰起来,我们第一年去了古北口和慕田峪,第二年就跑到小水峪、北石城、河防口、沿河城、镇边城。儿子本来是我拉着、提着走,不经意间他自己在前面跑了,你要不看住,他就会跑不见了。后来我们发现爬了一天,时间大部分用在往返上,在长城上的时间太少。如果在长城上呆一晚上,就可以多走几个楼子。在长城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把露宿的地方选在了库房楼巷道里。刚躺下还挺新鲜,没一会儿就感觉山风冷飕飕的,难以抵抗。砖地也透心凉,我们只好搬到敌楼上的哨房中挨一宿。儿子睡着了,因为不舒服在梦里哭起来,我虽然给他挡着风,心里也着实难过,不断地想着,下次一定带着御寒的东西。好不容易迎来了天明,我像白毛女一样唱着“太阳出来了”,把儿子抱到阳光下温暖,在阳光的照射下,儿子慢慢暖和过来。谢天谢地总算没落下毛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睡袋、帐篷都是登山家的专业设备,市场别说没有,有也绝对买不起。我只好想土办法,我把冬天的羽绒服背上山,虽然比雨披强,但也不顶大事。后来,市场上有了帐篷,在儿子的坚决支持下,我俩跑到大红门一个小巷中,在浙江裁缝铺中买了我们的第一个帐篷。尽管背到长城上是上不防雨、下不防潮,在风中呼嗒呼嗒响个不停,但儿子睡在里面不哭了。


  转眼间,儿子成了中学生,也成了我的半个顾问。他经常把自己的新发现告诉我。一次,我俩一起看九集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演到乌龙沟长城时,男主持人焦建成说了一句话:“乌龙沟长城是第四个八达岭水平的长城!”这让儿子非常得意,他说:“这个判断,我早就告诉过你吧,你还不信。”



  1992年春节,我们坐火车在塔崖驿下车,背着吃的喝的在山中穿行40里,终于看到乌龙沟山梁上高大完整的敌楼,在夕阳的映衬下披着金光。我们不顾一切地爬了上去,不一会儿天就黑了。那天是初一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月亮,没有手电,也没有手杖。冬夜是不能在山上过的,但来时的路已被黑夜淹没了,我只能坐在地上用脚一点点向前探,14岁的儿子跟在后面凭着对地势的感觉,不时地提醒着我。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着“相依为命”这个词,那是一种相互依靠、相互支撑的力量。过去儿子靠我支撑,现在他也能支撑我了。

  随着岁数的增长,儿子由于有了爬长城的经历,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后来他顺利地考上北大历史系。最重要的是,他在人生成长过程中学会了观察,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在长城问题上竟能纠错了。

  小严:其实夜宿长城也好,朝去夕归也好,只要能看到长城,心里都是一样的满足。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爸的目标永远是一致的,我们不是玩户外的,也不算是搞摄影的,更不是什么家,我们只是对长城有着自己的爱好和理解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去发现长城壮丽的一面,特别是别人还未发现到的。

  记得1995年开始,我们接触了一个国际长城之友———威廉·林赛,从他那里很偶然地借到了一本印有很多长城老照片的书。通过这些照片,我发现辨认老照片和研究长城的历史变迁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领域。也正是自这时起,我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这个方面,而后在1995、1996年连续两次协助我爸成功地辨认了河北涞源境内的乌龙沟和浮图峪长城照片,更激励了我的信心。其中,沙飞老先生那张《战斗在古长城上》实际拍摄地点的辨认,还历史了一个真相,颇使我欣慰。在此基础上,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也做的是关于长城历史沿革变迁的题目。毕业后我虽然没有去从事历史工作,但是一直还在和我爸一起,不断地辨认老照片,不断地去证实我们的判断。我爸比我勤奋,我大多是坐在电脑前瞎指挥,而他经常是一遍一遍地跑到长城上去。我想他从中得到的乐趣,绝不仅仅是发现了什么,而更多的是活得那么的充实且健康。

  ■感谢我爸带我爬长城,并且教我怎么正确认识这个世界

  老严:1994年儿子在河北出的大画册《万里长城》一书中,发现一张航拍的“乌龙沟长城”。16岁的儿子指着照片说,这里不是乌龙沟。我问那该是什么地方?他又仔细地看了半天说:应是乌龙沟的南边。然后他找来地图,指着浮图峪说:“应该在这一带。”为了检验儿子的推断,1995年春节,我和儿子及他的同学史强坐火车去了涞源的浮图峪。在17岁儿子的指点下,我们果然找到了航拍照片的实际拍摄地,儿子准确的判断让我兴奋不已。

  1996年10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为纪念长征60周年举办长城摄影展,主办人摄影家李少白先生要我为照片中的长城标明所在的实际地段。有几张历史老照片是沙飞先生拍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八路军指挥员提着手枪,另一个八路军战士将机枪架在长城垛口上的,这是出镜最多的表现抗日战争的好照片。这张照片首发在《晋察冀画报》,为配合喜峰口大捷而发表的。1996年以前,照片说明都是“喜峰口的胜利”,实际地点也被大家认作是喜峰口。按说我沿用照抄也无不可,偏巧那天,正在读北大历史系的儿子跑到布展现场帮我定稿。儿子看着这张照片说:“爸,你去查查1995年春节,我跟史强在浮图峪那张合影的背景山脊的轮廓线,我觉得是涞源的浮图峪,而不是迁西的喜峰口。”

 1997年春节,为了这张历史名作,我和19岁的儿子及另外三个挚友马骏、方明、王盛宇,特意奔赴大山深处。这段长城纵深数十里,要找到沙飞先生当年的拍摄机位得一步步对照,好在我们还来过两回,范围正不断缩小,夕阳西下时我们来到心中认定的地点,与照片中的两个敌楼小心对照时,奇迹出现了!这里呈现出的是与历史照片中完全一致的地貌,山还是那个山,只是多了些松树。长城还是那个长城,只是破败了许多。唯有八路军抗战将士的身影已在晚风中隐去。由于我们对长城的热爱和儿子的一个推断,我们揭开了一个历史之谜,找到了在我们之前无人知晓的著名历史照片的诞生地点。

  事后,我们得知沙飞先生的儿女也在追寻父亲走过的足迹。我有幸在1998年4月把沙飞先生的二女儿王雁和沙飞先生的战友顾棣老师领到我们发现的这个地方,他们都认为我们为沙飞先生办了一件好事。

  长城太长了,我发现凭有生之年,我是看不完了。可喜的是儿子也对长城一往情深,虽然他现在要脚踏实地做好手头的工作,但在他今后去面对长城时,我相信儿子他明白,我的心是和他在一起的。

  小严:也许是起步得早,我并不像我爸那样觉得长城是看不完的,但我知道唯有勤能补拙,如果不珍惜时间,不要说看不完,就是连已经爬过看过的恐怕也都要忘记了。长城对我来讲已经是一种生活了,是一种追求美和健康的生活。同时追寻长城、研究长城也培养了我一种严肃并且严谨的态度。当然更多的,是帮助我比较早地、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我的父亲,我想我们对长城的爱是强烈并且一致的,22年的长城情结,也饱含了我们彼此的感情。我无法去感谢修筑长城的人以及长城本身,但是我很感谢我爸带我爬长城,并且教我怎么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

  20多年一晃过去了,我爸虽然已经年过60,爬长城的劲头却丝毫不减。我真希望我们能一起再爬20年,甚至更长。

  组稿手记

  面对长城的壮丽、残破、神秘、荒凉,都会让你心中无法平静。这绝对是一种享受。这种感觉儿子和我一样如醉如痴。

  孩子需要关注,陪伴。我借助长城的魅力,让孩子在接近长城的过程中度过成长时期。当初我在业余时间领着六岁的儿子,在北京周边的长城上一处处探寻,转眼就是二十多年。我们基本上探完了北京城区的长城。

  接近长城的过程成了我们珍贵的回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使儿子亲近了自然,增长了本领,了解了长城。因儿子的推断,我们揭开了重要的历史谜团,为摄影家沙飞先生一张名照片中的长城找到了出处。

  现在儿子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从事教学,实在太忙,只好由我来执笔理个头绪,整个大概。而儿子抽空在网上帮助我做些修改和补充。终于可以向朋友们奉上我们的快乐。

  在接近长城的过程中儿子长大了,父子的心相通了,我知足了。

  本期临时主编 严欣强

  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退休人员。学过美术,当过骑兵,装配过机床,编辑生涯25年。


本贴最后一次由版主修改于2006-04-02 07: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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