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城事
 任百姓评说 

2005-12-20 Tue

罗哲文:古建筑研究保护一生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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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中国古建筑主要是木石结构,我称之为木石的史书,综合的艺术,历史的见证。

  历史,一个是文字的历史,还一个是实物的历史。中国历代的各种建筑,宫殿、园林、寺庙、民居等,都是实物的历史,历史凝聚在了这些实物身上,它们也验证了历史。——罗哲文

  年逾80岁的罗哲文先生,今天仍在古建筑文物保护的领域里奔波、忙碌着,经常是提起箱子就走,下了飞机又上火车,一个月数次出差在外,不在家是常事。问及罗老如此辛苦,身体是否吃得消,他笑笑说,从前我们经常一起去跑的“三驾马车”(历史学家单士元,96岁,建筑学家郑孝燮,88岁,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80岁)中我还是年轻的呢!现在单老已不在了,我们这“两驾马车”还在跑。

  是的,与古建筑研究保护一生结缘的罗哲文,不遗余力地在这条他倾注深情的道路上奉献、奔跑。

  “学古建筑,这是缘分,也是偶然和必然”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不少国立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都迁往后方西南地区,在那里坚持办学和研究工作。创建于1929年的古建筑研究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也从北平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驻扎,这里聚集了一批古建筑研究领域的精英学者,如梁思成、刘敦祯、刘致平、莫棕江等。

  那一年,高中毕业才16岁的罗哲文,在报纸上看到营造学社招收学员的告示,当时他并不了解营造学社是做什么的,可见考题中有写字、绘画等内容,感到很有兴趣,便一心去投考了,并且成为众多考生中唯一被录取的。就这样,罗哲文踏进了一生结缘的古建筑学之门。

  罗哲文说“这是缘分,也是偶然和必然。如当年营造学社不是迁到四川宜宾,我的家乡,而是迁到了别处,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会与建筑学失之交臂,这是偶然;而我从小喜欢工艺和绘画,在同时考取几所高校时,我自主选择了有兴趣,又有工资的营造学社,这又是必然。”

  到了营造学社,罗哲文先是为刘敦祯先生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察》的文章,并绘制一些插图。半年后,梁思成先生见他在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便把他收作弟子,帮助自己绘图和整理资料。

  那时,罗哲文经常跟着老师们去各处测量古建筑,拿皮尺,跑距离,回来再帮老师绘图,整理测量数据和资料等。这段时间,他不仅掌握了建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要求,还学习了古建筑实地测量后,如何进行文字记录和图形描述。

  罗哲文说:“我至今难忘的是,梁思成先生对我这个学艺青年的耐心细致和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三角尺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手把手地教,并多次和我谈线条的艺术性问题……”

  特别是有一次,罗哲文生病发高烧,其时营造学社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搬到了更偏僻的乡村,根本找不到医生,梁思成先生就特地跑到镇上,请来同济大学医院有名的王大夫为他诊病,并亲自给罗哲文喂水喂药。像梁思成这样名气很响的建筑专家,能如此细微地关照自己的徒弟,使年轻的罗哲文深受感动。

  1944年夏季的一天,梁思成带罗哲文一起去了重庆,这是青年罗哲文第一次重庆之行。那次,他们在重庆工作了一个多月,罗哲文只记得按老师的要求,把事先用铅笔标出符号的草图绘成正规地图。那些铅笔标出的符号,即是日本占领区的古城、古镇、古建筑、古文物所在位置,记得其中还绘制了一张日本京都、奈良的地图,上面的古迹也都做了标记。后来罗哲文才知道,这些地图,是美军接受了梁先生提出的在战争中保护文物古迹的建议后才绘制的。由于有了这些地图,二战后期美军飞机轰炸时,避让和保护了中国的一些文物古迹,日本京都、奈良二城的宫殿、古寺、古塔等也才免于被炸,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日本人后来得知了免炸的秘密,纷纷感激地称赞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在梁思成看来,“文物古迹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完全可以超越政治因素”。从老师的思想和身体力行中,罗哲文受益匪浅。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采纳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议,于1946年初创办建筑系(当时叫营造系),并聘请梁思成先生为系主任。从此,罗哲文便跟随梁先生来到了清华大学,一面在系办公室担任助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一面还在清华建筑系边听课,边继续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罗哲文说,“在清华的4年,我补学了工程学、力学、现代测绘学等不少专业基础知识课程。这样,加上营造学社的6年时间,10年寒窗,我总算在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方面打下基础。”1949年,罗哲文还与建筑系师生一道,参与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方案设计评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一份力量。

  1950年,26岁的罗哲文被作为专家调往文化部文物局(后改为国家文物局)担任郑振铎局长的业务秘书。此后,他一直没离开过国家文物局,和他所热爱的古建筑古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

  “长城在我的生活、精神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谈起长城,罗哲文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和长城的交往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长城不仅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的奇迹,我曾经写了一幅关于长城的对联‘中华瑰宝,世界奇观’。因此跟长城打了一辈子交道,我感到很光荣,也很幸福,我这一生无悔了。”

  “长城对于您意味着什么?”笔者问。

  “长城在我的生活上,精神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一生所做的研究工作中,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初至今的50多年来,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探访长城,与它打交道,我对长城的感情非常深厚,跟普通人相比,我可能更深切地懂得要保护它,不要让它再遭受破坏。文物这个东西一旦损坏了就不能再生。”

  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罗哲文正在读中学,东北沦陷后,同学们在学校就唱两首歌,一首是《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两首歌都唱到了长城,但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罗哲文并没有见过长城,内心非常向往。抗战胜利后,当他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看一看长城。他邀了两个朋友,一块儿去八达岭。

  “那时是冒风险去的,没有公路,又正在打内战。当我第一次见到长城时内心非常激动,第一印象中的长城非常雄伟!真没想到,此后的一生,竟和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保护和研究长城。”

  1952年,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认为,北京地区可供开放的著名古迹太少,因此他提出开发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于是,罗哲文被郑振铎局长派去先行勘察。罗哲文选择了八达岭和居庸关两处作为考察点。他乘火车、骑小毛驴、步行数次往返,有时就在山上条件简陋的小屋中住宿过夜。

  当时呈现在罗哲文面前的长城,因年久失修而一片残垣断壁,破败荒凉。他被深深地震动了,写下了“要使长龙复旧观”的诗句,并立下誓言:要走遍长城,修护长城!

  经过实地勘察,罗哲文拿出了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图,并请老师梁思成先生审定。梁思成看过后,强调了三点意见:长城要“整旧如旧”,保护古意;游客休息位置要讲究艺术性,要有野趣;不能在长城上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效果,也不利于保护长城。

  这张有梁思成审定签名的珍贵图纸,罗哲文一直珍藏至今。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长城开放后,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很多,包括一些外国元首和领导人。当时,能够向游客介绍长城知识的人很少,周总理指示说,长城的情况要给外国客人讲解。所以,我有时就被派去给外国友人当导游。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需要对长城做更深入的了解。”于是,罗哲文开始不断地考察、不断地查阅资料,并写下了几本关于长城的书。

  50年代末,罗哲文考察中来到了史料记载的长城东起点——丹东鸭绿江边,想去寻找和勘察一下最东端的长城遗迹。那时没有公路,他只有在山道和草丛中跋涉寻觅,结果找了几次都未果。直至80年代,辽宁省文物考古人员继续勘察寻找时,才终于在鸭绿江边找到了虎山遗址。罗哲文得知消息,多次前往考察。虽然那里仅剩有一些残破的墙基、碎石,但根据历史记载和地图对照,又汇集多方专家的论证,共同认定了靠鸭绿江边最近的虎山遗址,就是长城的最东端起点。

  从50年代至今,罗哲文去丹东的虎山长城调查、考证、开会不下十余次,90年代初虎山召开遗址认定会时,罗哲文对虎山长城遗址的修复和开放旅游提出了不少建议。后来虎山遗址迅速修复开放,成为长城最东端供人们参观游览的遗址保护地。2004年,北京一家徒步长城组织再次邀请罗哲文参加丹东徒步长城的活动,他于80岁再一次登上了长城的最东端。

  “走得越多,看得越多,我就越感受到长城内容的丰富性。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发现了三个历史误会。一是长城的起点和长度。以前,大家都认为长城的起点是山海关。经过长期考察,我发现它的起点应该在鸭绿江。‘万里长城’的说法也要商榷。因为各个朝代都在修建长城,加起来足有10万里。

  “二是长城的性质,并非过去所说是用来抵御侵略的,是封闭的。我发现,长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你看,长城的形状是开放的线状,而非封闭的圈状。长城的关口只在打仗时关闭,平时却是通商贸易的重要口岸。最有说服力的是,正是长城保障了‘丝绸之路’这条开放大道的畅通。”

  “三是长城的功能,并不是用来压迫少数民族的。我发现,修建长城的历代王朝中,以少数民族居多,秦始皇本人就是少数民族。”

  “文革”期间,长城被视传统文化为粪土的人破坏得遍体鳞伤,而让视之为生命的罗哲文痛彻心肺。“文革”过后不久,1979年7月,在一次关于保护、研究长城的会议上,罗哲文提出了建立全国性长城研究机构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随后也得到了长城沿线各级政府的响应,各地相继开展了长城的普查工作。

  1984年,邓小平发表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著名题词后,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和研究长城的热潮。这时,年逾花甲的罗老更为频繁地在各地长城段上出现。

  “50多年了,我记不清多少次登上长城了,少说也有几百次吧。光八达岭长城,我就去过100多次。”罗哲文对笔者说。

  近年来,北京市文物局在修缮长城北京段时,强调要有专家论证。罗哲文不顾年迈,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前往指导。1987年,八达岭长城被列入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名录》,罗哲文即是它的申请文书的起草者。

  罗哲文大半生在野外长城上勘察跋涉,遭遇过不少险情。上世纪80年代,他在考察慕田峪长城箭扣段时,踩到了一块松动的城砖,一头栽了下去,万幸的是,他被一棵树档住了,否则,掉进深不见底的沟壑,肯定性命难保了。

  因多年来一直在为保护长城、修复长城而奔走呼吁,罗哲文被人称为“长城守望者”。老友王定国先生在庆贺罗哲文八十华诞的诗中,则称他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编辑:黎珊 来源:《人物》杂志 作者:刘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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