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付长城的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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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
用“题词”破坏长城的丑陋现象屡禁不止。多年来,媒体已经登载了不少的文章,谴责者有之,献策者有之,只是收效甚微。作为一个“保留选题”,媒体每年集中搞一次或两次宣传,都不会显得多余。
到底都是谁,这样乐此不疲地想在长城上或者其他有名的风景点上刻字“留名”?答曰:数目比较多的一大批人。其中的多数人慑于道德的威力,羞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此丑事,所以没有下手;还有些玩心太盛,不愿意为此搭太多的功夫。剩下的,就是那部分下定决心要留名的人了——把“留名”看得比观景游玩更重的人。
人生在世,谁不愿意在世界上留点记号?秦始皇留下了万里长城,隋炀帝留下了京杭大运河,明清的几代皇帝留下了故宫。因为历史上不少“记号”名垂千古了,使得一些人热衷于“做记号”,而且开始不管能不能、该不该“留记号”,都要强行“留下记号”。清代皇帝乾隆,照理说风头出得可以了吧?但他还觉得不够,他还要把过一遍手的传世书画签上字、盖上章,打上乾隆看过的印记。画家黄永厚先生用语比较刻薄,他说,乾隆就像一条走到哪里都喜欢撒一泡尿留下记号的野狗,把那么多的中国名画都给糟蹋了。西方历史上一个家伙实在找不到出名的办法,一把火烧了一座神庙,终于“名垂青史”。在中国,文人墨客往墙上题点字,有传统,是件很风雅的事情,还留下不少佳话。有人会问,李白、苏东坡他们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我们如果只解释说“这些大诗人是创造文物的,你们是破坏文物的”,怕也一时难以服众。你怎么知道我刻的字日后就不是文物?
想留下记号的人中,普通人最苦恼。皇帝有权有势还有钱,搞点儿工程容易,大作家、大艺术家有才华,用作品就能吸引不少人。当然也有像四川剑阁县的上下各部门,利用手里的权力,大事小情的都立个功德碑,没几年就立了178块。可怜芸芸众生,都是才气平平的普通人,既写不出惊世之作,也进不了剑阁县的领导班子。最后,简直就剩下这一条道:跑到文物上刻字!这勾当,费时不多,风险不大,又能似是而非地过一下出名的瘾,何乐而不为呢?前些年,有的文物景点曾经想出“妙招”:准备大量纸笔,让有“刻字瘾”的游客把瘾头发泄到纸上去。事实证明,这主意作用不大,因为没有号准“刻字族”的脉。人家想啊,咱本来是要留名,并不是只想发泄,你弄一张纸来,哪怕是上等的宣纸,写完了卷巴卷巴,也不知道塞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我岂不是白写了?刻在建筑物上就不一样了,谁来了都能看见。至于看见了是骂我还是赞扬我,就无所谓了。
为了出名不惜毁坏文物,不计毁誉,恐怕也过于自私了一点,暴露了自身教养和素质上的瑕疵。就一个人而言,这点瑕疵比放火烧神庙那家伙当然强多了,但就这个怀有强烈“刻字欲”的群体来说,因为是“流水作业”,所以对文物的破坏性就相当可怕了,其效果同烧神庙相比,已经没有太大差别。
设身处地地想想,“刻字族”跑到文物上刻字作案,也殊为不易。许多人是有备而来:他们带来的钎子、凿子能在坚硬的城砖上刻进去几个厘米深,带来的油漆能写出很长的句子。施工的时候,提心吊胆,时刻提防被人家发现、处罚。有些“工程”很显然没有几十分钟乃至一两个钟头时间、不累出一身汗,是完不成的。你说容易吗?按常理推断,一个人有这样埋头苦干的精神、持久的干劲,如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干成几件正经事。
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也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办到的。就算是多数人素质大进,也还有少数人沉迷于“××到此一游”而不返。所以现在一方面在媒体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刻字族”不断增强羞耻心(让他们认识到,这比随地便溺更恶心),也让其他游客增强监督“刻字族”活动的警惕性,形成保护文物的浓烈氛围,作案的可能会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重罚作案者,要罚得他肉疼。“留名”的成本高了,他就不敢轻易下手了。重罚是新加坡的办法,似乎有点简单化,其实这才是他山之石,非常有效。如果这两手都硬起来了,不光是长城,什么文物都能保护好。
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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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5 19:49:18 发表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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