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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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09427)
　　
　　 常书鸿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们六个人盘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晚餐，我真有点不习惯盘腿而坐，而会计老辛却坐得非常自如。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具，灯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是用木头剜成，灯苗很小，光线昏弱；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韭菜。这是来敦煌的第一顿晚餐，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我的秘书，原来是天水中学的校长老李，久患胃病，经过旅途的疲劳颠沛，终于病倒了，躺在土炕上呻吟。另一个同事提醒我，教育部临行给的那点经费因为另外请了三位摄影专家，他们重庆乘飞机来就花了我们整个五万元筹备费的三分之一，加上我们来时一路上的开销，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这里物资昂贵，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更困难的是，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三十里戈壁滩以外，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唯一的人烟是上寺两个老喇嘛，下寺一个道人。因此，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县城去买，来回路程有八、九十里，走戈壁近路也要七、八十里。而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往返至少一天一夜。
　　
　　在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这些牵肠挂肚的难题缠绕萦回，思前顾后，深夜难寐。半夜时分，忽然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风铃被风吹动得叮当响，那声音有点像我们从西安来敦煌骑的骆驼铃，它的声音抑扬沉滞。但大佛殿的风铃叮当声却细脆轻飘，由于不少风铃连响起来就变得热闹了。渐渐，大佛殿的铃声变轻了、小了，我迷蒙蒙彷佛又骑上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忽而，又像长了翅膀，像壁画中的飞天在石窟群中翱翔飞舞……
　　
　　忽然从头上落下一块有飞天的壁画压在身上，把我从梦中惊醒。窗外射来一缕晨曦，已是早晨七点多钟了。我起身沿着石窟走去，只见一夜长沙，好几处峭壁缺口处，细黄色的流沙像小瀑布一样快速的淌下来，把昨日四十四窟上层坍塌的一大块崖石淹没了，有几个窟顶已经破损的洞子，流沙灌入，堆积得人也进不去了。我计算一下，仅南区石窟群中段下层洞窟较密的一段，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遭到流沙淹埋。后来，我们曾请工程人员计算了一下，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雇民工就需要法币三百万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教育部临行给我们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五万元，何况已经所剩无几，叫我们怎么雇得起呢？
　　
　　我和大家商量，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眼前是这些积沙如何清理，但没有经费雇民工，怎么办？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的工作情绪都很高涨，大家想了不少主意。后来，我们从王道士那里听说他就用过流水冲沙的办法。于是我们便试着做起来，我们雇少量民工，加上我们自己，费了两个春秋，从南到北，终于把下层窟洞的积沙用水推送到一里外的戈壁滩上，这些沙又在春天冰河化水的季节被大水冲走。
　　
　　因为这里原来是无人管理的废墟，三危山下和沙滩边的农民已习惯地把牛羊赶到千佛洞来放牧。当我们来到时，春草在戈壁上尚未出生，老乡们赶来的牛羊经过沙漠上的长途跋涉又渴又饥，只有拚地啃食原无几棵的白杨树树皮。为了保护树木以防风沙，我们建造了一堵长达二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景色宜人。在这美好的季节，我们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初出茅庐，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还不错。我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不习惯这种生活，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一去不返。为了给他们鼓励，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工作，用自制的「拉沙排」一个人在前边拉，一个在后面推，把洞中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使民工们逐渐安下心来。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这些堆积的流沙有十万立方米之多。
　　
　　此外，还要修补那些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这些工作，我们整整花费了十个多月。当我们看到围墙里的幼树成林，因没有牲畜破坏而生长得郁郁，我们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往来时，心里充满了喜悦。
　　
　　随我来的两个艺专学生，他们对工作很热心。但困难的是在敦煌买不到绘画的颜料、纸和笔。他们便十分节省地用兰州带来绘画的纸和颜色，还自力更生，到三危山自采一些土红、土黄等土颜色。他们是画国画的，临摹了一些唐代的壁画，觉得很有兴趣。以后在调查洞窟内容时，他们都选择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品作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用油画颜色临摹了几幅北魏的壁画，那摹本的效果很像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
　　
　　在编号工作中，我们还有一次小小的遇险故事。当时没有长梯子，只靠几个小短梯子工作。一天，我们为调查第九层楼北侧二三○窟内容，因为没有长梯，大家便从第二三三窟破屋檐的梁柱中用小梯一段一段爬上去。但当我们工作结束时，小梯子翻倒了。这一来我们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悬在半空洞窟中，成了空中楼阁里的人了。
　　
　　一个姓窦的工人建议从崖上面的陡坡上走。陡坡大约七、八十度，下临地面二十多公尺，从第二三二窟大约要爬十几公尺的陡坡才能到山顶。大家都面带难色，这时，只见姓窦的工人动作敏捷地三脚两步爬到了山顶。艺专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但没爬几步，便大喊「不行」停住了，只见他神色恐慌，进退两难。我想试一试，刚跨上两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力一踩会蹬出一个窟窿，没想到脚下的坡面像岩石一样坚硬，一脚踩下去，像被弹出来一样反而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后来，还是我让山顶上的老窦回去取来绳子，把我们一个个拉了上去，才结束一场险情。以后我们做了两个长梯，再也不敢冒险爬陡坡了。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愈来越艰苦，三、四个月过去，重庆一直没有分文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为了借钱和筹措职工生活用品、为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等事项，我日夜忙碌。有些事情要进城办理，无论严寒盛暑，或是风沙月夜，我一个人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每次五、六十里之遥，都搞得精疲力竭，困顿不堪。更使人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危急的警报。昨夜刚发生第四五八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检查时又发现第一五九窟的唐塑天王的右臂又大块脱落下来。警报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的一阵艰苦补修劳动。因为这些文物补修工作，不敢轻易委托民工，怕他们搞坏，只好亲自动手。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寂寞。在这个周围四十里荒芜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职工们常常为盼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长夜不眠。一旦见到熟人或接到书信，真是欢喜若狂。而别的人也往往因此更勾起思乡的忧愁，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这种寂寞之感就更显得突出可怕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位陈姓同事，因受暑热，发高烧，当我们备了所里唯一牛的车要拉他进城时，他偷偷流着眼泪对照顾他的人说：「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之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埋在泥土里呀！」（后来他在医院病愈之后，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类似的情况，对大家的心理影响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头上。的确，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的话，靠这辆老牛车（到县城要六个小时），是很难救急的，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在这种低沉的险恶境况下，大家都有一种「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但对于我这个已下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来说，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
　　
　　记得画家张大千曾来敦煌进行「深山探宝」，临走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无期徒刑吗？」我虽然顿时袭来一阵苦恼和忧愁，但还是坚定地表示了我的决心。我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么这个「无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神圣工作和理想。」虽然是这样回答了他，并决心经受千难万险也干下去，但眼前的现实实在令人愤慨，一种灰溜溜的不祥预感常常袭上心头，一场更残酷的打击正向我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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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一九○四～一九九四），满族人，油画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获得里昂、巴黎美术家协会的金质奖章。1943年，展开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致力保护、弘扬敦煌艺术，次年，出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至1984年担任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在北京逝世。

阿印于 2008-07-06 20:52:58 发表在分类：忆古谈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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