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才首次揭密东宁要塞群里的日军慰安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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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慰安妇　埋在心底的血和泪

采访健在的慰安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人移居外地，故于他乡；有些人隐姓埋名不愿再提起当年那段历史。据这些年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已知健在的慰安妇只有4人，除一名住在道河小地营的李凤云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外能接受采访，其他3人从不接受采访。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说过一次采访经历，说老伴手拿斧头在门口坐着，不让记者入内；有的子女出来干预等。我知道这次采访面临艰难，但我还是下决心去采记他们。因为，他们是侵华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活的证据。这些人年事已高，有今天无明天的说没就没，也是一项抢救性的工程。因此，我决定还是先易后难，先采访李凤云。

自卖自身　给母亲治病的李凤云

　　李凤云家住离东宁县城50公里的道河镇小地营村，是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敬老院。我曾跟随记者见过李老，李老原籍是朝鲜平壤人，今年80岁，看上去老人一脸沧桑。老人不会朝语，汉语说的也不好，时常还带有一点山东味。我这次采访事先和道河镇的领导打了招呼，所以，敬老院的主人周密而细致的安排了这次采访。
　　我驱车来到敬老院的时候，李老和敬老院的人早在小会议室里等候。李老知道我的来意，便开始讲诉她那一段苦难的历史：
　　“我的老家在北朝鲜农村，一开始在弄城，后来搬到平壤。我的原名叫李寿段，在念书的时候日本人改姓叫‘松春’，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又强迫改名叫‘西刀米’。我19岁来到哈尔滨阿城。那年母亲有病，治病该人家钱还不上，招工的说到中国能挣到钱，开始说是唱歌跳舞，没说干那事。来到阿城后，住的是日本人开的‘旅馆’，其实就是日本人的‘窑子’ (慰安所)。接待的全是日本人，当时我也没见过日本兵，吓得我就跑，抓回来差点没打死。说话不像咱们，他说话咱也听不懂。我在阿城那个地方干了一年多，家里就捎信来，说我妈妈病重了，快不行了，我就偷偷地逃回家去了。我妈妈听说我为了给她治病卖给了日本‘窑子’，病情更加严重，不久就去世了。”
　　失去亲人的李凤云心情非常沉重，后来爸爸又给她找了一个后妈，后妈对她又不好，生活十分艰苦，她一天只能用泡的豆饼水来充饥。她实在是受不了啦，她又把自己卖给了“招工”的，来到东宁县石门子。
　　“我是21岁那年到的东宁石门子，我在的那个慰安所叫‘苏苏浪’，也都是接待当兵的，老百姓不行。头午接待小兵，下午接待小官，到了晚上接待大官，大官可以住下，一天要接待20来个人。”
　　“那时候一天就给两顿饭，吃不饱，平时吃高粱米大葱蘸盐面。有时候饿的不行了，到人家菜窖偷点小青萝卜吃，被人家发现后挨那个打呀。有时想哭就在被窝里偷着哭，不敢叫老板看见，擦干眼泪还得接客。”老人说着已是声声泪下了。她擦了擦眼泪接着说：“事变时老板把我们的行李都装上了车，说是上哈尔滨，当时兵荒马乱的一些人都跑了，我们40多个朝鲜姐妹跑到了太平川，在那里住了40多天，后来我们10几个人又搬到大肚川住，我住的对门有一个饭店，有个叫李跃星的在那里头干活，时间长了他们就给介绍对象，我无依无靠的就和他结了婚，一年后我家搬到了小地营。我没有生育，老头对我也不好，经常打我骂我。我白天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下雨天我还要上山去捡木耳，大队的干部看我太苦了，就劝我离婚，我没同意，就凑合着和老头过，我有苦跟谁说去……”
　　“提起日本人我扒他的皮也不解恨。我不说别的，他们蹂躏的中国人、朝鲜人有多少? 日本人男女咱不说，他们都回国了，挺高兴的，我们哪有回去的路啊，光出来了回不去了。日本人可绝了，把姓都改了，不让咱过阴历年，不让穿朝鲜衣裳，让穿日本衣裳，你看电影电视那一点都不差。共产党对他们多好，几个月的，五六岁的，都把他们拉把大了，都送回国去看看。要是日本人那就一个也剩不下，我就是扒了他们的皮也不解恨。
采访就要结束了，老人的话好像永远也说不完，因为她受的苦太多了。李老在66岁的时候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敬老院，住单间，有电视，有吃有穿。腰腿疼给找大夫治，护理员还经常给按摩，每年还给过生日。她感谢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但她遗憾的是60年来没能回朝鲜老家去看看亲人!
李凤云老人一直对家人隐瞒着那段屈辱的身世，直到前些年，李凤云的老伴才知道她当过“慰安妇”的经历，从此每天闷闷不乐，有一天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20多天后有人在后山的河沟边发现他的尸体。李凤云老人因当“慰安妇”时备受折磨而失去了生育能力，没有儿女，老伴死后她就住进了镇上的敬老院。
她深深的皱纹、苍白的头发，使其显得异常的苍老，这张脸上记录着太多的痛苦回忆。当老人谈起往事时，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她恨日本人，甚至当仓桥绫子来中国替她的父亲道歉时，她都没有原谅她父亲的罪行，只是淡淡地对她说：“我不认识你父亲，你回去吧。”老人激动地对记者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单单道歉是没有用的，到死我也不能原谅他们。”

　　生活逼泊　被卖过五次的金淑兰

　　第二个人我准备采访金淑兰。金淑兰是采访中我最打怵的一家。因为她的老伴高大爷最烦记者的采访，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曾多次把记者据之门外。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试一试。
　　金老住在东宁镇里。一个雨天，我和文管所的宋所长来到金老家，出来开门的是她的老伴，因金老腿痛没有下地。金老虽上了年纪，但还可以看出她年轻时的秀气和漂亮。我介绍了身份和来意，问起慰安妇的事，金老看着老头不高兴的脸说不知道。这时我看到桌上放着一本《党的生活》，我问：“高大爷，你是党员?”他回答说：“是，在粮库退休的。”高大爷今年86岁，耳朵很聋，说话大声喊才能听见。我想，要想采访成功，还得先做好高大爷的工作。我向他解释，我们是来了解伪满时期的事，你们是受害者，帮你讨个公道。这么大岁数了，现在不说以后就没的机会了。我的一番话，老人没有吱声，但也没看出有反对的意思，我赶紧拿出买来的一点水果送给老人，看高老有了点高兴，话才转到了正题上。
　　金淑云老人今年80岁，原籍是朝鲜平壤。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金淑云的一家也是在所难逃。金老从小就有一段苦难和不凡的历史。应我们提出的问题，老人进入了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是在平壤出生的，家里生活挺困难的，我家人口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生活困难的几乎用水来充饥。记得我7岁那年父亲被地主活活打死了，父亲死了以后生活就更不行了，家里为了生活就把我给卖了。一共把我卖了5次，一直到20岁始终在外边，给人家做饭，看孩子，洗衣服，做佣人。”
　　“第一次把我卖到新义州，那年我才15岁，卖的时候说是给人家当干女儿，到了人家是看孩子。有时地主老财有钱的来了就让我陪，他们想干啥你就得干啥，没有办法。在新义州干了一年半多一点，我又回到了平壤，是我自己挣钱还了债才回家。回来后，家里就剩下我母亲、一个哥哥、嫂子，还有姐姐和两个妹妹。哥哥是一个罗锅，天生的残废，啥活也干不了。姐姐在我15岁的时候嫁给了跟前的一家人。从新义州回到平壤以后，我就在家呆了10来天，因家里太穷，实在没有办法，家里又把我卖到奉天(沈阳)，卖了100元钱，在一个饭店里边当服务员，干一些杂活，因不会说汉语，也遭老罪了。在奉天呆了两年，也就17岁了，还完债以后我又回到了平壤。回来后家里就剩了妈妈和两个小妹妹了，因为家里欠了地主家的钱，家里没钱还，又把我送给地主家抵了债。完了之后，地主家又把我卖了，卖给了离我家五个火车站地的一个村里有钱人家，在一个酒家当服务员，我在那干了5个月以后，这家老板又把我卖到了离这个村八里地的一家人家。这家的老板特别狠毒，不是打就是骂。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一点的时候，然后这家的老板以300元的价格又把我卖到了黑龙江东宁日本人开的妓院。”
　　“我是19到的东宁，卖我时说是招工，把我骗来了。为了生活，当时是姑娘，让日本人抓去回家也回不去，没有钱，生活所迫，现在想起来那个日子心里还害怕。越害怕日本人就越打你，打服了，回家也回不去，跑就打，最后就认命了。在东宁慰安所里的日本老板特别狠毒，接待不好往死打你。后来从石门子下来的一个日本军官，是个上尉，他经常来，我们就认识了，他说石门子那个地方能比这好点，叫我上那去。我想，换个地方兴许能强点，到了石门子一看，到哪都一样。”
　　我问金老：“一天要接待多少个日本兵?”
　　金老说：“一旦是休息日，要接待20多个，甚至无数个。每天要接待8个就不给你饭吃，超过10个能吃点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后来受不了啦，到哪都一样，每天都达到无数个，有时候达到休克为止。”金老擦去脸上的泪水，停顿一下接着说：“那时整天地忧虑，想跑跑不了，抓回来就打你，往你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就得接客。”
　　“你们姐妹当中有没有被折磨死的?”
　　“有，太多了。第二次去的那家有3个人被折磨死了。你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漂亮点，一不化妆时就随时随地地挨打，灌辣椒水。有个15岁的小姑娘，还是处女，日本兵带着避孕套硬往里塞，没有人性。”
　　“慰安妇都是从那来的?”
“她们一般都是从朝鲜来的，年龄都是十七八岁，当时日本侵略了朝鲜，为了生存到中国来，没想到中国也有日本人，想回也回不去了。
　　金老现在想起来那段历史心里就害怕，落了一身病，整个大胯痛，腿也不能动弹，整年的吃药，花了很多的钱。1945年光复时慰安妇多数都跑了，战乱年代是死是活很难知道，现在她只知道还有三个同伴还在。25岁时她嫁给了大肚川一个姓郭的人，过了13年没生孩子就分手了。38岁嫁给了现在的老伴，生有一个女儿，还抱养了一个儿子，一直到现在。
当记者问到如果有日本人给您钱，让您不要说出过去的历史，您会怎样做。金淑兰老人坚定地说：“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只是想讨回公道。原来自己的这段历史不愿对人说，后来想自己如果不说，得逞的只有坏人。如果有人资助,我愿意到日本去告他们。”
在采访的过程中，金老人的老伴一直在门外踱步。据金老人讲，当自己的老伴知道自己从前的这段经历后就经常和自己吵架，也不愿让记者采访。看得出来老人晚年的生活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

工厂“招工”　被招进慰安所的李光子

　　金老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伴，这些年还有来往，她叫李光子，住在高安村河南。她说：“今天下雨，等好天我就领你们去。”我看金老心情很好，我便说：“车就在外面，现在去行不行?”金老竟满口答应了。我们搀扶老人上了车，不一会就到了三岔口镇高安村南李光子的家。三间大瓦房，方整的大院。我们走进院里，金老就用朝语喊了一声，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双手扶膝深深的鞠躬，全是一套日本妇女的礼节。想必她就是要找的主人吧?她上前拉着金老的手泪水已经涌了出来。来到屋里，两位老人面对面的坐着用朝语谈了起来，那种亲热好像是多年没有见面的亲人。因为金老腿痛并拄了拐杖，金老用朝语说了几句话，李老亲自拿来大药丸，团成一粒一粒的亲自放到金老的嘴里，并用水送下。通过她们的语气和表情可以看得出，她们当年背井离乡，同生死共患难，互相体贴入微的那种姐妹感情。
　　金老早已把我们来的意思说明了，但李老不会说汉族话，请来了他的小叔子给我们当翻译，李老开始讲述了她的痛苦历史：
　　“我今年74岁，是在日本出生的，父亲在一家日本的株式会社干活。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当时有我和妈妈还有妹妹三个人，生活非常艰苦。后来母亲得了病，最后不行了，我的叔叔在韩国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到日本把我们娘三个接回了韩国釜山。回来之后为了生活，妈妈到了一家工厂给人做衣服。到我7岁的时候，我母亲说，这样也不行啊，日子也没法过，说我能不能找点活干，然后我就到一家小旅馆当了服务员，给人家干一些杂活和零活。到我9岁的时候又到一家小旅馆给人家做来人挂条，也给人家做菜，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干活没有工钱，只是管饭，说是一年给一套衣服，结果一套也没给。在我15岁那年，妹妹来找我，我想家，俩人都哭了，我妹妹提出来要回家，我俩就回去了。我干活的地方离我家是8里地，但我在外的8年和妈妈一直没有见面。妈妈心疼我，看见我这样受苦，就不让我回旅馆去干活了，后来我叔叔介绍我到一家工厂里学织布。”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韩国女人，是一个酒店的老板，她对我妈妈说，中国有个纺织厂挺大的，到那能挣着钱，还能吃大米饭，何必在这受罪。虽然这个酒店的老板说的多么多么好，我还是考虑了妈妈和我的妹妹，我走了她们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答应。到了第二天，这个老板又上我在的工厂找我，她说，看你在这里挺遭罪的，说去吧去吧，听我的，中国大米有的是，工厂也多，还能挣钱。因为生活所迫，妈妈有病又没钱治，我对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妈点钱我就去。那个老板答应了我的要求，给了我妈多少钱我也没问。”
　　“钱给了，说三天必须走，我妈妈把她自己的衣裳改了一下给我穿上，因为我的个子小。是酒店的女老板领我一个人走的。从釜山坐火车，三天到了牡丹江，是从图门这个线过来的。在牡丹江给我办了入境的手续，从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了东宁，在东宁一下火车，就看见有三辆带棚的军用车在那里停着，车上有日本军人，军人还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上车，这时候吓得我就不敢上车了，他们就硬拉我上了军车，就把我拉到了石门子，下了车就半夜了，给我安排了一个小破屋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到处都是日本军人，还有很多妇女。这个时候和我同来的女老板对我说，你这小丫头蛋子，这里不是工厂?你今天也看明白了，就在这地方哭也没有用。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板就是石门子慰安所的女老板。”
　　“他们没有让我马上接客，而是考验我，开始叫我干点杂活，在干杂活的时候他们在旮旯里放点钱什么的，他们看我拿不拿。考验完了之后，第10天安排了个小屋就让我接客。我怎么求他们都不行，我说扫地洗衣裳干什么都行，那一年我才16岁。我在的那地方叫‘爱筒所’，男老板是日本人，叫伊道桑。”
　　我问李老：“第一次接待日本兵有没有反抗?”
　　李老说：“我做出了拼命的反抗，，反抗也不行，那个日本兵拿着一把刀摁着我，给我扒了衣裳，我年龄小，也抗争不过他呀。我呆的这个慰安所有个规定，每完一个要交给老板一个小票，一天如果达不到15个小票就得挨打，下跪，打耳光，还不给饭吃。开始我一直对抗，达不到数，所以我天天挨打。老板骂，这个小丫头蛋子给我往死里打。后来实在是没有招了，只好认命了。”
　　“这事提起来就没法说了，吃的是高粱米饭，冬天吃的菜是冻萝卜煮咸盐水，夏天吃的是咸盐水和大葱，就吃这个。吃不饱也得干那个活，白天来的是小兵，到了晚上来的是官，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来了例假也不行，怎么说也是不行。老板让你把它擦洗干净，叫人感到很干净，不这么做老板不让，一年四季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一点自由也没有。他们上午9点多钟来，下午两点多钟走，3点钟以后能休息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官就来了。”
　　“就这样，钱也没挣到，没钱也回不去，就一天一天的忍着盼着。三年中我在那个‘爱简所’有两个姐妹生了病也不给治，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死后用自己的被子裹着，扔到荒野外。”
　　“光复那年苏联红军打过来了，飞机往地下扫射，我们一看没人管了，我们40多个朝鲜姐妹就奔太平川跑了，跑到那个地方碰到一些鲜族人，有一个人把我们40多个姐妹分到各家去住，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太平川的老百姓收留了我们。有一个叫卢其汉的小伙子和他妈也是因避难跑到这来的，我们在这里住了40多天就认识了。有人给我和这小伙子介绍当对象，那个介绍人和她妈说，我只是在‘那里’擦擦地什么的，就当服务员了，没干别的，结果这个小伙子他妈就同意了。40多天后我们就开始分散了，有20多人又回到了石门子，其他人就到了大肚川一带，我和卢其汉到了三岔口光星定居。”
1950年卢其汉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可能是牺牲在战场上了。13年后，李光子又找了第二个老伴叫金再石过日子，生有一个儿子，老伴在1994年去世。儿子现在家种地，生活过的不宽裕。李老到现在也没有和家人联系上，她思念家乡的亲人。
记者不忍再让老人回忆她那段痛苦的经历，直接问老人:“这些年是否有日本人来找过你?”
“有，一个女的拿着她父亲的照片问我是否认识，并来替她的父亲道歉。”老人所说这个女的是仓桥绫子。
“那有没有日本人过来说给您钱不让您去说过去的那段经历。”
“日本人不可能给钱，我了解他们。一想起往事，就算把他们剁成肉馅也不解恨。”老人家紧握双拳愤怒地对记者说。
“那有没有其他人来给过您钱。”
“有，今年8月16日来了6个韩国人，是挺身队研究所的，为首的韩国女人叫高惠贞，是所长。他们来后，看我生活困难给了我一些钱，并问我，如果她们去日本上诉，我是否愿意一起出庭作证。”
“那您是如何看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件事的。”“以前不敢说，现在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是到将历史澄清的时候了，日本政府应当赔偿。但如果是私了，再多的钱我也不想要。”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太漫长了，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日本政府认罪呀。”

　　性格刚烈　永不低头的池桂兰

　　池桂兰原籍是韩国釜山人，今年79岁，现住大肚川村。池老有一儿一女都已结婚，儿子在家务农，女儿住在县城里。子女都拒绝采访。一天，我来到村里先找到了妇联干部一同到了池老家，正巧她是一个人在家。妇联干部和她沾亲，管池老叫老姑，她帮助我说明来意。
　　池老说：“我是1944年8月来到石门子的，也是被招工骗来的。因为姊妹6个，家庭生活困难，出来想挣点钱，没想到来这里。”
　　池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本国念书念到初中二年级，她感到干这样的“工作”受到了人格的侮辱，就一次次地不从，一次次地挨打，受尽了折磨。池老也是最有骨气的一个。她耳朵聋，大声喊才能听到。她说：“就是那时候打聋的，日本鬼子很凶，不管怎么打我，我没有在他们面前掉过一次眼泪，我哭自己偷着哭，我恨透了他们了，他们不是人，都是些畜牲。”
　　我问池老：“你不想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吗?”
池老气愤地答道：“谁要他们的臭钱，现在拿来我当面就给撕碎它。”老人说着，心中的仇恨和愤怒都在脸上表现出来。池老在光复后嫁给了一个汉人，老伴前几年去世，生活和普通农民一样。
如今，“慰安妇”幸存者池桂兰老人已经被韩国的挺身队研究所接走了，现在在汉城安了家。
东宁县原武装部政委韩茂才说，慰安妇在韩国被称为挺身队，挺身队研究所是韩国民间对慰安妇进行援助研究的一个组织。他们从1992年起每周三都组织“慰安妇”幸存者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静坐示威。
随后，我们和韩茂才一起见到了池桂兰老人的女儿苏秀琴。苏秀琴原来当过老师，思想十分开通。问：“这些年有日本人来找过你母亲吗？”
“几年前有个叫班忠义的日籍华人来看望过我的母亲。”班忠义曾经是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妻子是日本人。作为战后出生的年轻人，班忠义对那段历史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班忠义来东宁后做了不少好事。几年前家住道河的战争受害者李凤云老人肚子里长了瘤，是班忠义出钱为老人做的手术。苏秀琴还说，班也曾出于同情要给池桂花老人钱，可被拒绝了。苏秀琴说，班忠义在日本属于左翼进步青年，他想给钱时也没提任何要求，他说他是来帮助像我母亲这样的老人的。

察哈尔于 2005-09-03 11:29:53 发表在分类：梦里寻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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