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昌平侯杨洪之六——土木之变如何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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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木之变，智对诈计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寻衅并诱胁迤北诸番分道大举入寇。七月，英宗皇帝被瓦剌兵俘虏，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前后，作为总兵官的杨洪正镇守宣府。英宗帝御驾北征至沙岭（今宣化沙岭子）时，召杨洪入见，命他随驾西行，继而又命他守阳和山口。英宗帝师还至宣府时，命他为殿（殿前将领），继而又命他还守本镇。如此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足见英宗帝恐慌至极。

土木一战，亲征大军全军覆没。瓦剌太师也先掠英宗帝由土木西行至宣府城下，再施诡计，企图用英宗手谕诈开城门，攻占宣府城以作为其寇犯北京的根据地。杨洪识破此计，命守城士卒收下皇帝手谕，并命其对城下人说：“吾等所守之城乃皇家之城，吾城主帅乃皇帝亲敕的封疆大帅。责任在封疆者重在封疆，坚守城池乃吾等天职，况且吾帅又不在城中，天暮无帅令，城门绝不能开。请恕罪。”也先见诈不开城门无奈掠英宗帝经大同返回漠北。

“土木之变”之后一月，即正统十四年八月（1449年），“令升都督杨洪为昌平伯。”（《明实录北京史料》（二）P198）

为什么“土木之变”之时，杨洪不出兵救驾，不开城迎驾，反而能得以升迁呢？

《古穰杂录》如此说道：“洎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入冠，洪在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及也先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也不出救，视君父之难，略不为急，所存心可知矣。后至京师，适敌势猖獗，人心惊移。念以边将之旧，遂进侯爵用之，终不能挫贼锋。寻以疾卒。”

起初我也是持这种想法的，因为杨洪身为一镇之总兵官，帝皇在此辖区之内，首先应确保帝皇的安全。但他不但没有保护英宗的安全，也让北征大军全军覆灭，最起码没有尽到一位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的责任吧。

但《孙太史克承论》对此辩曰：“予少读李文达《天顺日录》，盖罪洪不救土木之败云。及长，会洪裔都指挥钺，出英庙所赐守城谕旨，则又知洪不趋土木者，制于命也。夫人臣之议，责在封疆，则重封疆；责在战阵，则重战阵。洪责在封疆，则其不能重战阵也亦宜。”（《赤城县志译注》P256）

也就是说，杨洪作为一位封疆大将，其职责是保卫边疆不受侵扰，确保领土寸土之不失。而英宗的这次远征，重在野战中消灭虏寇，虽经杨洪所经的辖区，但因有王振等随行朝廷大员，作为位居宣府的总兵官相比于这些朝廷高官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一位守备边疆的。英宗命之留守宣城之内，确保宣镇的边疆之安全，作为杨洪来说也只有服从命令，此时是决不能擅离宣城的。

或许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一月辛卯，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等奏所言之中可获得一点启发，奏言：“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之声势。”（《明实录北京史料》（二）P215）

也就是说，杨洪守住了宣府镇城，也就相当于策应了京城，便是一大功也。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杨洪开城门与也先决战，也先虏英宗，士气正盛，而失去的皇上的宣府军士，心理上肯定有影响，如遇此正在激昂之中的瓦剌士兵，估计要不了几个回合，宣城便告失守。如果这样，也先也就没有后顾之忧，而长驱直入京城了，京城真的岌岌可危了。至那时，大同的守军来驰援估计也来不及了。

因此，由于杨洪守住了宣城，既便“土木之变”祸起其子杨俊的临阵逃脱，但也得以豁免，可见朝野对杨洪坚守宣城还是十分认同的。


本贴最后一次由野人老J修改于2007-01-12 18:43:06

野人老J于 2007-01-12 18:37:29 发表在分类：考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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