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城古庙文化简析续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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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前面大量篇幅论述告诉我们，自明代起，明代的士大夫、官方、皇帝及民间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巨变。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对虚而无助的神灵开始重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皇家推崇的三教合一、“实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以及皇帝本人的信仰偏好因素，致使在明朝，表面上看似在对过去杂乱无章的信仰进行整理，以适应统治的需要。但实际上，当士大夫们对传统的佛教和道教进行批判，当皇帝对杂乱的信仰进行整理，当皇帝推崇他的“三教并一”的宗教思想时，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正是抑制了正统的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和发展。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有着千年历史的曾辉煌一时的佛教受到压制时，当传统的道教得不到正常发展时，出于对神祗信仰的不可而缺的民间，便将中国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神祗堂而皇之地搬到了现实生活中。对于普通百姓，可能并不会理解什么叫“宗教国策”，但“三教合一”和“实用主义”却是正合其意。因为，再也不用考虑，庙中供奉神灵的正确与否，只要是儒、佛、道的，只要是与生活相关的，塑一尊像，或绘一幅画，便可日日而拜之。这便是为什么在明代以后，佛寺也好，道观也好，其中常常可以发现，既有佛教的神，也有道教的神，除非在皇家或一些高僧们所建的寺庙中相对规范，而民间，尤其是乡村，特别偏僻的乡村，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佛寺或道观。

关城的国家地位、军事地位、地理偏僻、生活艰难，虽不时可以得到来自于朝庭诸高官的光顾，受到上层宗教思想的强烈影响，但更多的是守兵，继而在关城屯兵，逐渐接受了
这样生活，以偏僻穷困的关城为家，扎下根来繁殖后来。那种根深蒂固的神祗信仰也随之市俗化。关城的各类庙宇在这样的环境下，便最终走向了繁荣，走向了多样化，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段历史都要烙下文化的印迹，每一个特殊的环境都会蕴育一种特殊的文化形象。明代的关城古庙文化就是在那一种特定的环境下所形成的，她与江南乡村以家族宗祠为核心的家族式文化所不同的，她与闽南以客家圆楼群聚文化也是不同的。关城是以来自不同地区的边关官兵为主体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屯兵式的乡村生活，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因此不可能形成那种家族式的宗祠文化，只有这种“实用”的神祗崇拜文化才有生根的土壤，这便是关城古庙文化的所形成的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明史》
《畿辅通志》
《明实录北京史料》
《华夏诸神》马书田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我的家乡墙子路》蔡世文著
《古北口传说故事》白天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居庸关寺庙祠堂考》李德仲著，摘自《首届明代帝王陵寝研讨会、首届居庸关长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居庸关长城——景物与传说》晓阳主编，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尹钧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佟洵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道教》卿希泰著，东方出版中心
《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
《寺院•宫观•神佛》张映勤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天堂杜鹃著
《镇边筑城考》诗书著，长城小站

野人老J于 2006-03-14 20:53:51 发表在分类：关城古庙文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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