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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蓟镇长城地坑铺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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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蓟镇长城的踏查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长城两个敌楼之间的墙体上分布着长方形的平面深坑。如:抚宁青山口-河口段长城,边墙除少量三等边墙外,大多干石垒砌。这些干石垒砌边墙是平头墙。在东胜寨段有一处平头墙顶部有长方形平面深坑,深1.5米,长5.3米,宽1.6米,临边墙体宽0.8米,上砌4个瞭望孔,间距1~ 1.5米。内边有进出通道宽0.8米。这段边墙高3.2米,出现长方形深坑的地方,墙体宽度比其他墙体宽0.4米。同类型的构造,在重峪口-梧桐峪段也有发现,只是宽窄、深浅相较东胜寨段小,同样有瞭望孔及进出通道。这种建筑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修建于何时?何人修建?……这些问题让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最终认定,这种建筑在明朝属于边铺的一种,叫“地坑铺”。
“地坑铺”的出现,与明朝的边疆形式有密切关系。从政治关系上来看,明朝中后期,朝廷的防御重心东移。《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二十九《镇戍四·各镇分例一·蓟镇》记载:“嘉靖二十九年,虏入古北口,径薄京城,蓟始为重镇,增设总督将领,调各镇兵入卫,修筑墙台,春秋防守,视他边特严云。”从这一则信息可以看出,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是蓟镇加强防守的开始。从这以后,明朝加强了对这一带长城的修建和防守。加强长城修建的具体表现,是蓟镇长城修建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坚固。而加强防守方面的具体表现,则主要体现在防守方式越来越重视摆守。
“摆守”,又叫“摆边”,是明朝中后期开始实施的一种防御策略。《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中记载:“夫摆边所以防秋也,画地而分之,沿墙而守之。”《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九:“蓟镇则画地分区,步兵拒墙摆守,骑兵按伏援应,以守为战。”“每年正月半七月初上边,三月尽九月尽下边”(《四镇三关志》卷六《制疏》)。
具体的守法,在《四镇三关志》中有明确记载:“率以兵马,预分边境,昼夜食宿俱在墙上。”这是嘉靖三十三年总督侍郎杨搏条陈时弊疏中所介绍的实际情形。
摆守的建议,不知何人最早提出。至少在庚戌之变第二年,蓟镇便提出了摆守的主张。《四镇三关志》卷七《蓟镇制疏》记载了嘉靖三十年(1551)提督副都御史何栋所陈《修举边防疏》,奏疏中明确建议:“侍郎史道、御史胡宗宪、给事李万实、郎史尹畊,各建议修边筑墩,画区设将,分兵防守。蓟镇沿边分为十区,沿边筑墙铲崖,倚山为险,沿边摆守,十步一人,有警传筹分报,以便应援。”
这样不舍昼夜地分兵守护,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是“蓟镇墙上协力固守,但使匹马不得入关,即为首功”(《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七《论条上定策遏虏疏》)。摆守的优点,《皇明经世文编》中卷之三百六《上内阁本兵修守哨报书》中有所介绍:“蓟镇之边墙,即军士之旧馆,分布既有定所,则军士自有定志在,将领自为防御之计在,军士自为防身之计。”这种以守为战的做法,虽然提高了士兵的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未能及时发现进入长城之内的北方骑兵问题,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较多新的、需要面对的问题。摆在摆守士兵面前最严峻的事情便是饱暖问题。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六《上内阁本兵边务求实书》中明确记载:“其守边也,分地列营,各有专责,墙外修设险地,墙上添设铺舍,墙内设备援兵。”同书卷之三百六《上内阁本兵修守哨报书》中记载当时已经进行的行动是“况焘近日已行诸将,分认信地,边墙迤外,挑掘壕堑,斩削坡崖,沿墙之上搭盖官厅铺舍。”文中所提“焘”为当时的总督刘焘。这里所提“墙上添设铺舍”“沿墙之上搭盖官厅铺舍”当然包括边铺,地坑铺等各种做法。
在长城沿线摆在防守士兵面前最严峻的事实是“沿边无栖止之地”。以秦皇岛市抚宁区台头营镇东胜寨村北的情况来看,边墙修筑在山脊,边外两山夹一沟,边内断崖,山险缓,空地狭窄,在墙内压根就没有多少地方可以修建边铺。如何修铺舍才能不妨碍长城防御工事的正常使用,又能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有个安身之所,这成为长城摆守出现之后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有需要面对的问题出现,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法产生。《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十五中曾经责成宣(府)大(同)山(西)辽(东)四镇边臣修筑墩堡疏提到或藏之窑洞或伏之窨窑。这说明杨博也曾经较多地建议采用地坑铺。可见,至少在庚戌之变发生十余年后,明朝蓟镇长城上采取“掘坑”“积石设铺”的情况已较为普遍。
事实上,在摆边政策实施初期,朝廷大员对摆边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坑铺设置还是有所质疑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御史董尧封等奉旨巡蓟、保等处。返回京城后,他上疏言事。所提的六件事中有一件便是“以边墙窑堑为外物”。在董尧封的心目中,窑堑应是陷马坑一类的军事防御工事。这种军事防御工事主要是在要隘处掘土为坑,在坑中埋入竹签或鹿角木,以木枝、草、土苫盖坑面。当人、马通过这类掩体时,会因为自重陷进坑内。董尧封巡边看到边墙上如同窑堑的地坑铺,误以为这些建筑物不宜修建在墙上,将其视为应当调整的内容。为此,总督刘焘上折答复,明确指出:“至于边墙墩堑,该臣防春属内行,令各官所管地方,墙外设险掘坑,墙里积石设铺。”语见《四镇三关志》卷七《蓟镇制疏》。这句话解释了地坑铺与窑堑的不同之处:尽管两者从行状上来看差别不大,但设置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掘坑设险确实是在墙外,主要用于阻止马匹的行进,在墙上和墙里积石设铺,则是为摆边兵士提供避风霜雨雪之所,供其食宿瞭望之用。由此可见,嘉靖四十三年(1564)时,这种地坑铺尚未在长城沿线普及,以至于董尧封对此类设施的修建尚有疑问。
现在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最早将这种方式转移至长城防御上。这种修建方式应该与中国民间的“地坑院”修建模式有一定的关系。“地坑院”是古代人民穴居方式的遗留,有几千年历史,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甘肃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当戍守军士长年累月需要在长城上日夜值守时,他们需要采用相对符合长城防守需要又能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基础设施,在缺乏足够的空地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改造长城墙体的做法。取之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地坑院”,为长城将士摆守于边疆社会提供了生活基本保障。《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七上记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分守肃州参将署都指挥佥事傅津奉命充副总兵分守燕河营。傅津曾在山西、宁夏、甘肃戍边。种种迹象表明,傅津有可能是首先倡议在长城上修建地坑铺的军事将领之一。当然,要确定这一点,仍需要更加深入核查相关文献资料。
(本文考察人:刘建民 文稿撰写:黄益 刘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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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刘建民2018-11-14 19:59:46发表


抚宁青山口-河口段长城上的长方形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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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刘建民2018-11-14 20:04:15发表


重峪口-梧桐峪段长城墙体上敌楼与长方形坑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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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刘建民2018-11-14 20:09:56发表


现场是否有些能判别修建年代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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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火箭人2018-11-17 18:23:09发表


奏疏里或许能有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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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老师!从当时蓟辽总督刘焘.及以后的谭纶.汪道昆的奏疏中能提供些线索。
刘焘《上内阁本兵修守哨报书》:“盖因先年所修者。非所守之地。春防于西。秋调于东。是以人无定志。效力不专。如此始可尽绝推诿,今后使各路之军。防春在于此,防秋亦在于此,今年修工在于此,明年防守亦在于此,是蓟镇之边墙即军士之旧馆,分布既有定所,则军士自有定志在,将领自为防御之计在,军士自为防身之计。一鼓舞之间。人多乐从。如设险之功巳完,再行采辨挂木灰石。各将所分信地。如边墙有单薄帮补之。有该添修者创建之。渐次修举。不立修边之名。以滋估计之弊。借此防边之粮。以尽修筑之实,使春秋两防之兵。年年修之。分班次以节其劳逸,厚犒赏以昭其惩劝。况所修之工。即所守之地。何尝有难修之边乎。名为守边实所以修边。此之谓不修之修也。”
再看谭纶在奏疏中怎么说的:“查的现年修边,所费巨万,后总督侍郎刘焘,因见巡抚都督御史吴嘉会,以修边被谤,遂创为不修之修之说,将边工尽派主客官军,且修且守,而所省亦巨万,然视其坚固,可以则与旧墙异矣,故今修砌削之工,尚无息肩之期,而官军愁苦之状,嗟怨之声,盖不无也,今议增台三千座。若先年巡抚吴嘉会修边事理,即用官帑又派民夫,则沿边郡县为之骚然,势必不可,若如近年总督刘焘修边事理,全用兵力。不给官银,即有力作之劳又有砖灰等料之费,群情洶洶,事亦难成。”
一。摆边军士日夜防守,画地防守的地方,也是军士修墙的地方,也是食宿的地方,只给军士粮食,不给银两,修墙的砖灰何来采办?
二。挂木也称衬木,用于墙体的垒砌。《西园闻见录》:“边墙东起辽东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万九千一百四十里,其墙或以圆石或以乱石堆累数尺,压以木板,仍累石块,高广可观,此谓有形之墙,雨雪積久木料自烂,即木不烂,虜抽为薪,每至石倾。”。汪道昆《蓟镇善后事宜疏》:“臣惟蓟增边台经制已备,边墙砖垣毕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每堵冲置衬木二三层,则甃石者为速成计而,第恐旷日持久木朽石颓,不出十年中溃殆半。”王一鹗《边墙冲塌查参将领疏》:“该前任总督侍郎杨(兆)等题为议修沿边墙垣永固金汤以保万世治安事,本部议覆内称:蓟昌两镇修建沿边台墙等工,敢有仍袭故套,不行尽用灰石图为坚久,及搀用挂木以固目前了事者,听总督.抚镇当时拏治,本管将官参拏赴京问罪”。当时边墙如果用灰垒砌何来用挂木。
三,边墙有单薄帮补之。墙友注意过没,石墙有些地段内侧是白灰垒砌,而外侧则干石垒砌。从灰面上看,是先砌的灰墙(吴嘉会),后累的干石墙(刘焘)。(照片传不上去)
四,不立修边之名。所以找不到完工石刻。























本贴最后一次由刘建民修改于2020-05-17 17: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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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刘建民2020-05-17 17:44:4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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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刘建民2018-11-14 20:01:5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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