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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实辨析:昌黎靖安镇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一文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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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靖安绝非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
李文的第二部分(东晋龙城)的中心是:东晋龙城是因袭汉柳城而建,亦即东晋龙城也在今昌黎靖安;李文第三部分(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的中心是:北魏营州和昌黎郡均设置在龙城,亦即北魏营州和昌黎郡也都设置在今昌黎靖安。这两部分逻辑更混乱,漏洞更多,兹仅举几例:民国22年《昌黎县志》载:“靖安山上有古墓,相传以为慕容皝墓,直无稽之言。”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皝都,其中事迹错谬,年代乖舛,不可悉数”显然,前者的意旨在于否定靖安山(笔者注:即朱各庄镇孙庄龙山)上有慕容皝墓;后者的意旨在于否定靖安为慕容皝都龙城。然而,为证明东晋慕容皝都龙城在靖安,李文竟然引用了这两条语录,但均被掐去了后半部,而则分别成为“靖安山上有古墓,相传以为慕容皝墓”、“ 靖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皝都”。看!在李先生的笔下“否定者”竟然都变成了“肯定者”。如此断章截句难道就不怕背负上故意误导读者的嫌疑吗?更有甚者,为证明龙城在昌黎靖安,李文还引用了《辽史·地理志》中的如下记载“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遂迁都,号曰和龙宫”。值得注意的是,此记原本是叙述兴中府历史沿革的,与今昌黎靖安风马牛不相及。辽代兴中府(治今辽宁省朝阳城)属中京道,而包括靖安在内的今昌黎地的辽代营州及广宁县归南京道析津府(治今北京附近)管辖。显然,中京道的兴中府是不可能设置在南京道析津府的,简而言之,兴中府治(今朝阳城)与今靖安镇是绝对不可相互替代的。尽管如此,李文还是毫无顾忌的将兴中府的历史沿革“扣”在了今靖安的名号上。如此张冠李戴,与郢书燕说何异?《辽史·地理志》中的伪误很多,且自古史家就多有批驳。如清康熙五十年《永平府志》的修撰者在“沿革”部分就明确指出:“辽有史而不足观”。金毓黻先生在其《东北通史》中也曾经着重指出:《辽史》的讹误“不可胜数”。目前史学界对其批评的论著仍不时出现在各级学术报刊上。实际上,今昌黎地为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等伪史皆来源于《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故此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例如,顾炎武先生早在《辨柳城》中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文述柳城之故颇为详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兴中府历史沿语录中的“汉柳城县地”(笔者注:前述已考定靖安并非汉柳城)、“龙山”、“龙城”、“和龙宫”等皆在今辽宁省朝阳城,而不在今昌黎靖安镇。看看李文的这些考证“技巧”,我们便可预断李文的结论必错无疑。
如果对李文这两部分的所有漏洞详加剖析,必会将本文的篇幅拉得过长,故拟另作专论。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在此不再继续加以剖析,而只依据靖安绝非汉柳城的史实与李文的论证思路,来简略说明靖安并非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如果我们将李文的这两部分的结论与第一部分“靖安是汉柳城”的结论联系起来综合分析,便可清晰地勾勒出李文的论证脉络:靖安是西汉柳城,柳城是东晋龙城,东晋龙城是北魏营州和昌黎郡。所以,靖安也就是西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由此结论不难发现:靖安柳城是其“皮”,而龙城、营州、昌黎郡皆为皮上之“毛”。然而,前述我们业已“考定”靖安并非汉柳城。既然靖安本非汉柳城,那么,靖安就不应该是龙城,也就不应该是营州和昌黎郡。简而言之,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这里,我们虽然并未晒出李文的全部考证过程,但我相信这个结论是不会错的,因为它是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哲理而推断出来的。
四、柳城、龙城、营州、昌黎郡在哪里?
实际上,西汉柳城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并非一地。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古成果均已证明,且早已形成共识:柳城在辽宁朝阳市南12公里处袁台子村,而龙城、营州和昌郡黎三者皆在今辽宁朝阳市老城区。兹以铁证柳城与龙城遗址(简介)而说明之。
西汉柳城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南十二台子乡袁台子村(现属柳城镇)东北1公里处的台地上。东北有凤凰山(十六国时称龙山),西南有大柏山(汉代称马首山,魏晋名马兜山),大凌河在北侧由西向东流过。该遗址遭人为破坏和河水冲刷都很严重,现存东西宽约 110米,南北长约100米。地表散布着大量的战汉时期的文化遗物。在南北两端的断面上暴露的灰坑、堆积最厚处达5米左右。1979年10月,辽宁省文物普查培训班在此进行了部分试发掘,发现了大批遗物和遗迹。遗物主要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货币、兵器、建筑材料等。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釜、瓮、盆、灌、豆、钵等。生产工具有铁锸、铁镰、石刀、纺轮、车构件等。建筑材料有绳纹砖、板瓦、筒瓦。瓦的纹饰有方格、麦粒、粗绳纹、细绳纹等,有的瓦上印有“柳城”字样。其他还有铜镞、铁镞、铜钱等。遗迹有水井、粮窖和窑址。水井分布在遗址西端,共发现三眼,深度6——8米。井口圆形,土壁,井底置有木质井甃。粮窖和窑址分布在遗址东部。粮窖共4座,其内尚存有碳化谷子,其中最大的一座直径和深度均为4米,经计算,可储存谷子1万斤。在遗址东北200米的台地边缘,发现了窑场,发掘出窑址一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残碎绳纹瓦片,以及带有“柳城”字样的陶拍和绳纹、方格纹、麦粒纹陶拍。还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坯和印有“柳城”字样的板瓦。窑场出土的瓦与遗址所发现的完全一致。另外,在遗址南侧还发现有魏晋时期的居住址,有灶台、烟道等遗迹。遗址东南王坟山西坡是柳城的墓葬区。
龙城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老城区。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对朝阳市老城区内的北大街及周边地区进行拆迁改造而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从2003年7月到2004年12月,共发掘11个地点,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揭露出多处十六国时期至清代的重要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骨器、石佛造像、陶佛造像、石夯锤、玉器、铁器、铜器、铜钱等遗物,在7号地点还发现了多件刻有北燕“太平”年款和制作工匠姓名的陶瓮。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朝阳北大街城门遗址的发现,考古发掘表明,这座门址坐北朝南,始建于前燕,彻底废弃于元代,共经历了前燕、后燕、北燕、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公元444年置营州,八年即447年置昌黎郡)唐、辽金元6个时期的建筑和改建,历时1000余年。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城门均发掘出了三门道,根据我国古代建筑的等级制度,只有都城才能修建三门道城门。三燕时期的城门是首次在朝阳城内发现,其门道结构保存完好,建筑风貌独特,为研究十六国时期北方城市的城门形制提供了实物资料。1600年前的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在北京被评选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而轰动了考古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其实,李先生在《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正是今昌黎》(载2002年4月《河北地方志》,该文曾获秦皇岛市社科奖)一文中就提出过“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都是今昌黎靖安镇”的观点,只不过是不及今天我们讨论的李文“论证”的更全面更系统罢了。由此可知,李文有为“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正是今昌黎”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的目的。但终因其与文献记载、考古成果不符,就不能不出现诸多失当的论证手段和漏洞,甚至很明显、很直观、很形象、很大,且最具自我整体颠覆性的漏洞,例如,将西南本无山的靖安镇断为西南有山的西汉柳城。
(作者系昌黎文保所副研究员)

笔者:

对《史实辨析:昌黎靖安镇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一文的评论

李亚忠

此文特奇葩~~因为其又卖矛又卖盾,实可谓誉矛誉盾之千古奇文——如其既云“今滦县辖区西汉属幽州,为辽西郡海阳县、新平安县及右北平郡夕阳县、昌城县地”。又云“与柳城县同属辽西郡的絫县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在柳城县。反之,与絫县同属辽西郡的柳城县也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在絫县。这种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完全可以说明,明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志》的‘柳城废县说’系纯牌伪史”。也就是说:在这位先生这里,比今昌黎县面积还稍小的今滦县境内可以设置或包含西汉“辽西郡海阳县、新平安县及右北平郡夕阳县、昌城县地”这样4个汉县。而比今滦县面积还稍大的今昌黎县却只能是设置或包含西汉“絫县”(一般认为在今昌黎县城南20里泥井)这样唯一的一个县,而是“根本不可能”还会在今昌黎县城西50里设置西汉辽西郡柳城县的。更不用说还会在今昌黎县东面50里的今北戴河区西古城村设置西汉辽西郡的交黎县又称昌黎县的了。在今滦县可以设4个汉县,在今昌黎县却只可能设1个汉县——这种最极端最片面最臆测臆说最武断的说词也可以来当论据的么???!!!
其又说:“实地望一望或浏览一下地图则可明了:岩山在靖安西北,而不在靖安西南。而且靖安西南依次是平原、湿地和大海,根本就没有山,甚而连个山的影子都没有。李先生为什么将‘西北’硬说成‘西南’?为什么将‘无山’硬说成‘有山’?如此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真能取信于读者,取信于学术界呢?李先生所犯的‘两个硬说’之错,是其在整个考证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个最大、最形象、最明显、最具自我颠覆性的,且毫无办法应对的漏洞。《汉书·地理志》明言‘马首山在(柳城)西南’。而西南根本就无山的靖安怎么可能是柳城呢?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甚至仅凭‘靖安西南本无山’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则可理直气壮地说: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
对于这位先生的此说,笔者不得不佩服这位先生现在既能在其昌黎县家乡“望”出岩山是在靖安镇西北、而且还更会从地图上看出来了。可惜,《汉书·地理志》的作者既未必是今昌黎本地人,那时也更没有现在这样谁都会看出来精确方向的地图。而笔者去年去山西偏关县考察则更是把方向一直都是看反着的,也就是一直都是转着向的。所以,至《新五代史》还记载着说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等也都记载着是“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若按此位先生的说法,《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的作者们岂不更都是“如此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了么——现在在地图上明明看得清清楚楚今抚宁榆关镇是在幽州今北京正东面的,怎么能记载是在幽州今北京“北”了呢?上今北京北面哪里去找今抚宁榆关镇古渝关去呢?至于《新五代史》把“渝关”误书成“榆关”,那不更是不行的了吗?而《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将今戴河记载是“渝水”,那这位先生恐怕就更得大加批驳一番了——因为此位先生等一直都是说汉辽西郡海边柳城县、交黎县、临渝县、渝水都是今辽宁朝阳内陆山里和大凌河上的,根本就不管那里有没有《汉书·地理志》中辽西郡柳城县、交黎县、临渝县中记载着的“参柳水北入海”“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等明确记载着西汉辽西郡这些县都是在海边的……接着“批驳”吧——把国史和今昌黎县汉唐间历史不都给指鹿为马、不都给虚无没了千万别罢休滴~~~读书少,视野窄,对古文的理解也就难免会像这位先生这样的孤陋寡闻,少见多怪地了~~~
其又说:“《辽史·地理志》中的伪误很多,且自古史家就多有批驳。如清康熙五十年《永平府志》的修撰者在‘沿革’部分就明确指出:‘辽有史而不足观’。金毓黻先生在其《东北通史》中也曾经着重指出:《辽史》的讹误‘不可胜数’。目前史学界对其批评的论著仍不时出现在各级学术报刊上。实际上,今昌黎地为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等伪史皆来源于《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故此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例如,顾炎武先生早在《辨柳城》中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文述柳城之故颇为详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兴中府历史沿语录中的‘汉柳城县地’(笔者注:前述已考定靖安并非汉柳城)、‘龙山’、‘龙城’、‘和龙宫’等皆在今辽宁省朝阳城,而不在今昌黎靖安镇。看看李文的这些考证‘技巧’,我们便可预断李文的结论必错无疑”。
然而,史实与此先生等的误说却是恰恰相反的,即:《辽史·地理志》中对今昌黎县境内“营州邻海军下刺史: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为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统县一:广宁县,汉柳城县”的记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而《辽史·地理志》中对今辽宁朝阳一带的“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今辽宁义县一带的“宜州崇义军上节度:本辽西絫县地”等的记载才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对此,乾隆四十六年的《钦定热河志》就明确记载着承德府等地的“建置沿革:三代以前无考。燕、秦、两汉時在漁阳、右北平、辽西三郡边外,其分并之迹略有可徵。晋、宋间为慕容氏、高氏、冯氏所据,曾置郡县。元魏《地形志》所載,多因前、后燕之旧。然其時郡县境外地尚与奚、契丹共之。自隋迄唐,仍为奚、契丹两部错居,虽建饶乐、松漠两府,止虚示羁縻,未能实隶版籍也。逮辽、金、元始,全治具地。然史志沿革多以汉時边内诸县强移于外,殊不足据”。
所以,自《辽史·地理志》起历经清初至现在的此先生等的误指今辽宁朝阳、义县一带为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汉絫县地等等,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原本都是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燕、秦古长城“边外”的古山戎和东胡松散部落未曾设置过郡县的地方。而《辽史·地理志》的编纂者们即开始“多以汉時边内诸县强移于外,殊不足据”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胡整乱敲打”起来!诸若说今昌黎县是汉絫县,而今义县也是汉絫县,其荒谬至极不是赤裸裸地明摆着的事情吗?!倒是真得祈望此先生等把今昌黎县的汉絫县历史也给一并大大方方地都像此先生所说的“《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的那样地都给“卖”到今辽宁义县去就得了!把今昌黎西汉“絫县”历史也再给卖到今义县去,今昌黎县汉唐之间的历史不就是能彻底地给弄得成为“光蛋”一个,岂不是才能更显示出此先生等倒卖今昌黎县汉唐间历史文化文物的大才大能的吗?此先生加油努力哦!!!

2017、10、18

(现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会员、戚继光专业委员会理事,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秦皇岛市昌黎韩愈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山海关区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山海关区文物局长城保护员,河北省文物保护模范人物,秦皇岛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山海关区文明市民标兵)



本帖由 山海关李亚忠2017-10-22 19:01:4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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