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夫人王辉的回忆
王辉口述 王雁整理
我的母亲王辉于今年5月3日清晨去世，享年94岁。她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愿提起昔日的辉煌。更不愿以沙飞夫人的身份接受传媒采访。这几年，我在写《我的父亲沙飞》的过程中，说服了母亲，她平静地回忆起那久远的往事。
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时代
我于1911年11月15日出生在香港。原名王秀荔，后改名王玉珠、王辉。我祖籍广东潮安县彩塘区东里乡。
我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在香港经商的潮汕同乡，彼此认识常来往。父亲在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后，与几个好友合股开了一家“红星洋行”，并娶了我外祖父第二个女儿为妻。婚后，开明的父亲，让妻子在香港师范学校又读了几年书。
父母共生了九个孩子：二男七女。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死亡率高，至抗战前夕，只剩下四个：原本排行老四的我，成了老大，还有六妹、七妹及八弟。
童年时代的我，无忧无虑。父母把我们几个女孩送进香港基督教会办的英华女校读书，我们从二年级起就学英文，每星期六晚都参加教会办的少年德育会的文体活动，星期天到基督教堂“合一堂”听牧师传教。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读小学时，就感觉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压迫，看英国警察鞭打中国的劳动人民。上学的路上，有时见到英国小孩，追打、欺侮中国儿童。后来，我们中国的小学生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他们才略有收敛。
上学时我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喜欢打排球、篮球，整天晒得黑黑的。每天下课后都打球。然后满身大汗地回到家里。祖母常说我“不象女孩”。但父母从来不干涉我们。
初尝艰难人生
可惜好景不长。
父母亲由于几个孩子相继病逝、夭折，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香港经济陷入了萧条。“红星洋行”亏本，面临倒闭。这时父亲患了肺病，医药费花了一大笔钱，我们无能力再在香港生活，全家搬回家乡。我当时刚刚高小毕业。父亲医治无效，于1926年冬病逝。
在祖父管辖的封建大家庭中，我们孤儿寡母受尽了歧视和欺负。态度最恶劣的是我的祖母。一次，她对着父亲的亡灵说：“你生那么多女孩，还不如生几只蛋。”还对母亲说：“除了留下八弟，你带女孩都走”。我们无法忍受精神压迫，我们想，即使流浪他乡乞讨要饭，也决不在家乡受气。在拜祭父亲七周后，缠着小脚、耳朵几乎全聋的母亲带着全家离开家乡、搬到汕头。当时六个孩子中，我年龄最大，15岁，小妹只有5岁。
我小舅父李秉在泰国很有钱，在外祖父的大家庭中，他与母亲同父同母，感情好。母亲原想全家投靠他，得到的答复是：“长贫难顾。只供八弟读完中学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八弟后来到广州读小学和中学。
母亲尝够了多生女孩被人看不起的痛苦。她教育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要有志气，有自力精神，经济要独立，千万不要依赖男人。”
我是家里的大姐，有责任帮助母亲承担这个家庭。初到汕头，主要靠母亲的积蓄，我们几姐妹做抽纱，修剪、钩手巾边、绣十字枕套。收入甚微，仅够糊口。
情况很快有了转变。我们从小在香港读书，英文比较好，一个堂兄在汕头与人合股开了家进出口公司，需英文打字员，他介绍我去实习后正式当上了职员，月薪10元，包午餐。后来我又介绍六妹、七妹去抽纱公司当职员。
二十年代末，汕头足球比赛很盛行。我们都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我在看球赛时，认识了一位妇产科女医生周瑞华，我俩很谈得来，以后经常来往。
当时汕头市只有有线电报局。1931年初，国民政府交通局在汕头筹建商业性的无线电台，后来两家合并为汕头电报局。周瑞华介绍我去电台做登记员兼英文打字员，月薪30大洋。
我们几姐妹先后找到职业，家庭经济好转。但我们并没有满足、停滞，在不断地学习、提高。我们继续补习英文、学音乐。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学弹曼陀林，六妹学拉小提琴。
我们还常到教堂听传教。在汕头的教堂，我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个教徒。
与沙飞相识、相恋、结婚
我与沙飞的相遇、悲欢离合、生死相恋，现在看来，好像是命中注定。
在电台工作一年后，广州派来司徒璋当台长。随他从广州一起来的有：报务处付主任劳耀民、报务员李泽邦、沙飞（原名司徒传）。
电台共四层楼。一楼收钱，译电码。二楼发电报，然后登记。我与沙飞都在二楼工作。电台24小时营业，报务员几班倒。报务员懂英文，收入较高，沙飞月薪130大洋。他住在电台的集体宿舍。
我上的是正常班，每星期天休息。我的工作是报务员发完电报后要进行登记：发往地点、字数、价钱。若电报拍往国外，我则要打英文，与国外电台结算分成。一有空闲时间，我就看小说。我喜欢看鲁迅的小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等。
沙飞一到电台，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的眼睛特别明亮。他工作勤奋、刻苦、努力，发电报的业务水平非常高，既快又准确。他喜欢文学，爱看进步报刊，关心国家、民族。电台有乒乓球台，休息时，一伙年青人经常一起打球。我和他也都喜欢打乒乓球。慢慢地，我们互相越来越熟悉了。
1932年夏天的一天，他借给我一本书。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表情与平时不太一样。他走后，我打开书，果然里面夹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很想到我家拜访，问我家的地址。我很高兴地告诉了他。从此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们开始恋爱了，我俩都是初恋。飞买了一个照相机，每当我们骑自行车到公园、海边或附近旅游时，他都给我拍照。有时我两个妹妹也一起出去玩。他给我讲他的家庭、经历和理想。
沙飞祖籍广东开平，1912年5月出生在广州。父亲是个开明、爱国的商人，年轻时从家乡到广州经营中草药生意。沙飞从12岁起，就读于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但在十九岁那年，父亲惨淡经营的生意终告破产。沙飞是长子，共八兄弟姐妹。他只得放弃读大学的想法，投考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后毕业，就来到了汕头电台。他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广州，养活父母及弟妹。他喜欢读书，特别崇拜鲁迅先生，将来想当文学家。沙飞还告诉我，他曾在14岁的时候，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当个小报务员。我这才明白他的发报技术为什么水平这么高，不像刚毕业的学生。但在他参加八路军后写的履历里，都没提到这一段。他参加北伐一事，他父母及弟妹都知道。谈恋爱时，沙飞还经常对我说，决不能虚度一生，要为国为民……他有理想、有抱负、是个渴望事业成功的男人。他热情奔放、富于激情、永远要有新的追求。我完全为他倾倒。他是我一生中，唯一打动我、令我爱的男人。
我们于1933年3月30日在汕头登记结婚。我们当时不请客不收礼，请了一个月的假，去蜜月旅行。在当时的汕头，不少人说我们很摩登。母亲给了我二百元，我们自己也花了一些钱。先乘汽车到广州拜见公婆，我们住在旅社里，每天到他家吃饭，没摆酒席。我们在广州时，去了沙飞的好朋友木刻家李桦家好几次。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1936年秋，沙飞就是带着李桦的信，去上海找木刻家黄新波的。
我们在广州住了三天，就乘火车去了香港。这是我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感到熟悉而又亲切。我们逗留了两天，就又乘船经汕头去上海。还去了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在杭州凭吊了岳飞、秋瑾的墓。他们是我俩最佩服的民族英雄。我与沙飞谈恋爱时，就互以“振华”、“慕秋”相称以自勉。他的族叔司徒璋台长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是个镜框，上书“振华贤侄、慕秋女士新婚志禧。”
蜜月中，我们照了不少相片，都是夫妇双人照，沙飞自拍的。每照完一卷就在当地相馆冲洗，急切地想看照的好不好。可惜这些相片，在抗战时期全毁掉了。好在当初沙飞送给电台同事劳耀民几张我们的蜜月照片。文革后，在厦门电台已退休的劳先生与我取得了联系，把8张相片送还给我，这些相片唤起了我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这是现有的沙飞最早拍摄的几张相片。
蜜月后回汕头，沙飞住到了我，汕头新马路79号三楼，家离电台很近，上班很方便。他是个好丈夫，很体贴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结婚不久，我就怀了孕，尽管家里有保姆，但只要他回到家，就一定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可口的饭菜，想方设法让我多吃，增加营养。他做的纸包鸡，炖狗肉、牛肉麦片，至今也还无法忘怀。母亲、弟妹们都对他特别满意。1933年底，我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周瑞华亲自为我接生。小家伙长得精灵、活泼，家里一下子热闹了许多。沙飞特别喜欢这个宝贝儿子，这是司徒家的长孙。1935年春，我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女双全。这是一个令多少人羡慕的家庭啊!
他对父母及弟妹尽到长子、大哥的责任。婚后，我赞同他仍然把大部分钱寄给广州的父母弟妹。由于经济困难，他几个弟妹没读书，我提议把他们接到汕头，他四妹、五弟、七弟先后到汕头读书，吃住在我家。我家不宽畅，人多时，经常要搭地铺睡觉。沙飞有时间就辅导弟妹们读书。他还把三弟司徒强介绍到汕头电台，手把手地教他收发报。1934年，李泽邦、司徒强受命去南澳岛组建电台。
婚后，沙飞对摄影越来越入迷了。自己留下的不多的钱，几乎全部用在摄影上。他在努力钻研摄影。慢慢地，他的镜头不再对着我和孩子们了。原来每逢假日，我们带着孩子去海边玩、游泳，或去打球、听音乐。后来，他一个人到处奔波去拍摄。
原来认为我们“长贫难顾”的小舅，见到我们几姐妹在短时间内能自立于社会，很高兴。他又常寄钱给母亲。我支持丈夫搞摄影，悄悄从母亲那里拿了五百元给他，叫他买摄影器材。家里专门搞了一个暗房，我常帮他一起冲胶卷洗印放大相片。我是他摄影作品的第一个观众，看到他摄影水平越来越高，非常高兴。每次他看到自己拍出一幅好作品，就特别兴奋。他是个天生的艺术家、非常敏锐的摄影家。
1935年，他加入了上海的摄影团体——黑白摄影社。他有几幅作品参加了1935年、1936年的黑白摄影社的作品展。当时他特别高兴，已摄影记者自居。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我看。里面有几幅照片，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激动地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随时可以拍摄，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我终生难以忘怀。这几张照片，改变了他的人生。
1936年夏天，他专门去南澳岛二、三天，拍摄了一组相片。1936年11月、1937年6月分别发表在《生活星期刊》和《中华图画杂志》。题目为“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他真的在用摄影为社会、为抗日服务。
但也就是由于他搞摄影，我们后来有了分歧。我认为他在电台工作，是正常的职业，有正常的收入，摄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根本不能以此谋生。他的父母从经济上考虑也不赞成他专门搞摄影。而他却经过选择，决心以摄影作为终生的事业。这就是我俩有时争吵的根本原因。当他1936年秋，毅然辞去电台的工作，离开了家庭，去上海学绘画、搞摄影时，我不愿意、不理解、不赞成，然而既无奈也无法阻止。沙飞是个认准了方向，决不回头的人。
本帖由 随手 于2005-05-09 16:58:2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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