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我希望在自己老的时候，还能有机会和人讲一段关于北京的故事。
1.
碣石在北京西边门头沟的深山里,是一个小村子。
2014年清明，去京西长城关隘沿河城的路上，跟着GPS，偏离了109国道，一头扎进了一座弯弯曲曲的山路，大约走了10公里，就来到一片杏树林前，杏花开得正旺，路的另一侧，杏树林对面的高台上，还有一座簇新的小庙。过了杏树林，山路收窄，路边出现了一片错落有致，古意盎然的老房子，一下子把乡路围，遮挡了前方的视线。在翻了大半天空辽寂静的山路后，这似乎是在路的终点，忽然出现的一个深山中的小小村落，恍惚间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当天的目的地是沿河城，所以决定不多逗留，继续顺着乡路盘山，但对这小村的“惊鸿一瞥”，让我下定决心第二天，也就是从沿河城回到城里后，再次从市区出发，专门去造访它。这个在深山里偶遇的小村，就是碣石村。
2.
第二天“正式”来造访。
在一片大山深处，离天很远，离地很远的半山里，忽然就有了一块平地，当年还有溪流从此流过，村子还能打井，有古井72口。站在村中远望，视力所及，四面皆山，山是屏障，隔离了外面的世界，却也带来安全感。有地有水，在农耕时代，在这京西古道的沿线，山洼处就有了人烟。
村子由东到西，东边部分依山而建，层层上升。而西边部分，基本是在地面上。说是地面，其实是半山腰，因为从北京沿109国道蜿蜒西行，到门头沟要翻山才能到雁翅镇，过了高海拔的雁翅，要继续翻山才能来到这里。这条京西古道一路向西，层层拔高，出了内长城的沿河城，再到外长城，一直到明时的九边重镇的大同，内蒙古高原的边缘。
村东一片干涸的小河床上，横七竖八躺着几颗方正的褐色巨石，据说这就是村名于此由来。所谓：立石为碑，卧石为碣。但这“碣石”也是后改的名，再之前据说叫“三岔村”。明朝在永乐年修沿河城守备千户所时，就是在三岔村，考虑到从这里到沿河城，一路上村庄稀少，不知此三岔是否就是彼三岔，沿河城在修成之前是否先这驻兵。
乡道拐弯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村口，拾级而上，有一个巨大的古槐，至少要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拢，大概有一千年了。而后来村民墓葬的出土金代器物，则显示至少在金代这里已有人居住，和大槐树的千年树龄大约是吻合的。虽然如此，其实还是不清楚这个村具体在哪年建成，没有一千年，也要九百年了。
村子的西边，群山环抱之处，是一片田地，田间的边上有几颗杏树，杏树更远的地方，则是笔直的杨树。清明时节，杏花正是粉中透白，重重簇簇挤满枝头，熙熙攘攘，仿佛把枝头变成了热闹的集市。而杨树的嫩叶，虽然刚刚抽出枝头，却已有形状，仿佛无数还未伸开的婴儿的拳头，在春色里振奋地挥舞，传递着它们来到世间的喜悦。
一缕白色的烟，就在田间袅袅升起，这大概是在为春耕做准备的烧地。两个老人，其中一个带着红色的棒球帽穿着暗红的衬衣，正搂着膝，靠在一起在田边聊天。他们面对的，就是正在盛开的杏花，和远方的青山。这是一幅远离尘嚣的自然的画卷。如果有一种生活，能称为“人间烟火”，也许说的就是这种田园的男耕女织吧。
在地的东边，有一处簇新的青砖四合院，院们紧锁，主人不知去了何方。门边的一个台阶上，正有两位五六十岁，衣裳简朴，忙完农活的老人坐着歇息。我于是上前搭讪。那时我整天在琢磨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想想这人迹罕至的小山村，可能也会有一些灵异事件，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我问其中一个老汉村里有没有闹过鬼的问题开始了。
没想到这个问题切中要害，老人说他就见过。那大概是几年前夏天的一个黎明（农村人起得都早），天刚蒙蒙亮，老人去村头打水（顺便说一句，碣石村小小的地方曾有72口水井，是京西一绝），就见一白衣白裙女子，古装打扮，好像没有脚，在井边飘荡。老人吓得后脖子发凉，不敢再往前走，女子不知是听到了动静还是怎地，没多逗留，又晃晃悠悠，飘忽而去。
这样的灵异故事，在人烟稀少的山中村落，倒是时而能有所耳闻。还记得2002年夏天，我在沿河城，也听到当地老乡说在刮风下雨的傍晚，经常能听到村边的古校场传来士兵的喊杀声，把他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这是完全有可能，沿河城从明初的千户所，升级到嘉靖年设守备，驻地是有个千八百号人的，他们操练时喊的口号也许就被城墙通过某种物理化学反应记录下来，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又回放了出来。话说回来，碣石村的那个白衣女子，如果真是古代的幽魂，现代的村民断然是人不得是谁的。
老汉接着又讲了另一段故事。据说古代碣石村是以炼银子出名，但并不产银子，产银子的是3公里外的珠窝村，过去本是一村，叫“珠窝碣石堙”。 流传有“碣石的土，珠窝的沙，一两炼出一钱八”的说法。珠窝的沙石虽然洁白剔透，像一颗颗珍珠，含银量很高，但必须和碣石村的土结合才能炼出银子。在当地，家家户户都炼银，村民都很富有，女人们的手上、头上、身上、脚上都穿戴着银饰，甚至连骡马的脖子上都挂着银铃。
老汉接着又告诉我这里曾发生过械斗，甚至惊动了皇上，最后村子直接被朝廷的兵给血洗了。当时没太明白这个产银子，械斗和血洗直接的联系，也不清楚是哪朝哪代的皇帝。回来后做了些功课，才知道老汉说的还是明朝那些事。
兴盛的炼银业带动了文化、商业的发展，碣石村被誉为能出官又发财的风水宝地。据定陵的一碑文上记载，明弘治年间至万历年间（1488年—1620年），碣石盛行炼银，村民富了，财大气粗，距离碣石村百里的涿州在每年举办庙会时要等碣石村的人上头炷香。有一年，碣石村的人去晚了，头炷香让张家庄和杜家庄的人抢了先，为此，碣石村的村民与张、杜两村的村民发生了争斗。张家庄和杜家庄也有人在朝廷做官，就奏了一本，说碣石村私造兵器图谋造反。皇上立刻派人查访，走到后山梁，听见开矿放炮和打钢钎的声音，以为真得在造兵器。于是，他们回奏：“碣石村内存兵器，图谋反朝纲。”皇上马上派人血洗了珠窝碣石，将全村人全部杀光了。老汉没有说是哪朝哪代的皇上,我猜大概是明朝.无论怎样，皇上的威力是很大的,杀一个人，一村人或一城人都是一句话的事，直到有一天自己也被人民杀死或唾弃。
后来又把话题转到了“文革”上。
碣石村西北二里地大洞山，有一座天然石窟形成的观音洞，里面有一尊明代观音菩萨像。寺规模不大，但庙产不小，周边一百多亩土地，皆为寺产。在当地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观音寺僧人会治疑难杂症，吸引众多祈求健康平安的善男信女来此烧香求医，以祛病驱邪。
那时上面要求毁庙，组织村民农民把这尊观音菩萨像从须弥座上放倒，从洞中搬出。老汉被逼无奈，抬着菩萨像往外走时心里念叨不停：“菩萨您可千万别怪我啊，我这也是没办法啊。”
而那些胆子大的村民，有人拿鞭子抽观音像，有人用棍棒乱打，最后彻底把这造像，连同庙里陈设和建筑，彻底捣毁。而庙里的僧人，也被赶走，一处几百年，凝聚了村民信仰的所在就毁于一旦。30多年过去，2001年，另一群歇斯底里的叫“塔利班”的杀人犯和疯子，在阿富汗深山里一个叫巴米扬的省，用炸药让那座世界第一，有1500年历史的大佛变成尘埃。算是呼应了“文革”时的“中国同志”。这些狂热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毁灭一切，人类的文明和人的生命。而从来也没有创造什么。
“后来那些人怎么样了？”我问老人，老人告诉我，那些破坏菩萨造像的人，有几个都得了病，还有一个没过几年就莫名其妙死了。
听完老汉的故事，起身告别。顺着山坡，来到依山而建的村子东半部。
从村头那棵千年槐树向东，是一条东西向的主巷道或说胡同。青砖的房，有些墙皮已脱落，但式样一看就是明清的。有些院墙，外面由石块垒成，石块干净明亮，而墙头却已被蓬草占领。那些草，似乎终年都是枯黄，而不随季节变绿，不知从哪里飘来，不知在墙头扎根多久。这个村，据十三陵一碑文记载，碣石曾有“高”、“何”、“于”三姓，分别做过高知府、何知县，于家则出了三名翰林。但令人奇怪的是：现在村中却没有姓这三姓的村民，清明时节也没有后人来扫墓。胡同极其干净，简直到了一尘不染的地步，给人席地而坐的冲动。胡同依然静寂无声，你知道村里有人，却几乎看不到人迹。
然后碰到一个热情的中年村妇，说要带我们四处转转看看村里的老院子，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一路说着，就把我们领到了村东的村委会，一面大声告诉我他们这里有一个“大学生村官”，很不错，听她溢于言表的赞美之声，仿佛是故意要让院子里的人听见。
进得这古意盎然的小小院子，南，北，东，西房，围成了一个方正的青砖四合院，院子依然一尘不染。据说这个院过去也是大户人家，也是村里现存最好的房子。村妇叫出了大学生村长，就和我们道别。
村长个子很高，大概有1.80米上下，毕业于北京某所大学，大约是个90后。
近些年，为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中国在一些地区实行大学生村官的轮岗制度。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宏观指导由中央组织部牵头，会同中农办、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团中央共同组织开展。各地的选聘工作由省（区、市）党委、政府组织人事部门负责组织。而报名条件则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好”，“组织纪律观念强，”“服从分配，”，志愿到农村基层工作;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学习态度端正”，学业成绩良好;需担任学生干部1年以上，参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的，最好是党员。
以上是官话，在市井小民看来，报名者无非是一群，志在当公务员或升官发财的“有为青年”，或把靠混入体制内部，完成阶层和城乡转变作为梦想的“我有一个梦”的梦者。
站在小小的四合院中，看着四周黛色的山，在这个连公交车都不通的深山里，难免会有井底之蛙的感觉。于是问高个子村长：“怎么会到这里来？”话音未落，就开始暗骂自己：“这里”怎么了？“这里”不是北京的一部分么？虽然偏僻甚至欠发达，不是你家么？村长当然明白“这里”，他一脸的黯淡，寡言少语，心事重重，仿佛还困惑于自己为什么从人头涌动灯红酒绿的北京市区忽然就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距109国道门头沟起点78公里的深山里。
但他还是干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不就是为拿个北京户口么。”“老家什么地方？”“江苏。””“嗯”。“要在这儿呆多久？” “两年。”
没有悬念。在这个深山古村里干两年村长换一个北京户口（前提是先考试合格后能当上村长），就是他和在北京地区实行“大学生村官“那些部啊，局啊，办啊之间的一个契约或一个交易。商品社会就是交易的社会。类似公民与国家的交易还包括：把你和你的祖先住的房拆掉，或种的地占了，按“规定价格”给你点钱（至于你是否认可这笔拆迁交易，或再在上面弄点钢筋水泥的垃圾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自然和你无关）;但如果以“发展GDP”为名，把河北搞成世界钢铁产量第一的”基地”，继而把你在北京每天要呼吸的空气变成有毒的霾，倒是一分钱不会给你的，哪怕你因为中毒患上各种慢性病要去医院花钱治疗；GDP的税收，或“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了钱家，孙家，李家，还是赵家的腰包，自然也是和你无关的。交易归交易，但规则不是你定，给一块钱或一块也不给，也不由你说了算。
于是，在我眼中充满诗情画意的京西古村，似乎就成了这个满面愁容的“90后”的大清北部边陲流放犯人的“宁古塔”，他要做的，就是“与披甲人为奴”。如果不把为这些淳朴可亲的最普通的北京乡民做点事当成是“奴役”的话，两年的日子也许会过得快一些。况且，两年换一个北京户口，这账还是算得明明白白的。
而碣石村的北京老乡，其实是交易的关键组成部分。试想如果北京“市场”上它是唯一一个村子可以让“当两年大学生村官换一个北京户口”这笔交易规则得以执行的，有一天，当这个村子不存在了，这笔交易也就无法完成了。它的作用，就像入队时老师教导我们的：没有烈士的血，怎么能染红你胸前的红领巾呢？
这个曾被皇帝的兵血洗过的藏在大山里的古村，它的村民们，大概不太在乎自己是否是“交易的关键部分”，还是能容忍一个“思想政治素质好”，“组织纪律观念强，”“服从分配”，志愿到农村基层工作，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大学生来当他们的“父母官”，帮他完成这笔“弄个北京户口”的交易吧？（毕竟如果没有这种交易，其他地方的村民也许要忍受一些类似地痞恶霸类的村干部，比如在晋北长城沿线我曾走过的村庄遇上的）然后，自己，就象40年前被上面组织毁掉的观音洞一样，加入那些已消失的村落的行列，无声无息，慢慢在岁月里变成尘土。
3
一晃两年过去，2016年清明到来的时候，又想起了京西深山中那一片盛开的杏花。于是再次出发，去找山里的碣石村。
沿109国道，弯弯曲曲在山中绕行，然后在叫“青白口“的一处地方又拐上了那条极不起眼的乡道。
村口的杏树林排成行，群山包裹在周围，蓝天下，杏花傲然绽放，此时又是白里透粉，如半空飘起的一片雪，展示着它一年中最美的光景。几只野蜂，在花丛中寻寻觅觅，看到一朵可口的花朵，就一个猛子扎下去，忙不迭地吮吸起花蜜来。
路过村口高坡上那小庙，就近村了。村口小水泥桥的栏杆上，正坐着一位浓眉大眼，身穿一身蓝制服的老人，见到我们一行，就问:”来家里吃饭吧？”“好的。”我应了一下，准备再在这不大的小村转转。
村西的那片有杏树的黑土地上，此时又是一幅熟悉的画面：烧着杂草的白烟袅袅从田间升起，一个穿红色衣服，戴红色棒球帽的老人抱着膝坐在地上，看着地边盛开的杏花。时间仿佛凝固，山中一日，世上千年，这种所在，似乎只属于神仙。
转弯回到村口的小桥，跟着那个充满精气神的老汉回他家吃饭。看着他那身亮蓝的制服，胸口还绣着字，很像个大企业的制服，于是就问他是不是企业职工，他笑笑，说不是，就是“老百姓。”
老汉的家顺着村中甬道拾级而上，在村子最高处，后面就是群山。两年前曾信步走到这个古朴的小院，院子里有个年轻媳妇招呼落脚吃饭，但正要赶着回城，就没有留下。言语间得知那个媳妇是外地嫁过来的，这里是她公婆家。
院里朝南，是一溜三间的青砖房，不是明朝，也是清朝，木质的窗棂已不知刷了多少遍漆，屋里面几样简单的家具，似乎也停留在七八十年代或更早。招呼我们的是女主人，一位中等身材，利索干练的大妈。
院里摆放这几张矮脚方桌，其时已坐下了一桌游客，老少三代，五六个人，最小的是个七八岁的男孩。一个年轻的母亲，大概是他的妈妈。孩子本来在画画，又坐不住，一会就跑到院子前的一小片菜地里玩耍。
女主人见到我们，热情地招呼我们，初次见面，却好像久别重逢，那种自然的亲切，让人完全没有拘束。如果你常游走在北方的农村，就会明白，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人们，老人们，身上的那种朴素，浓浓的人情味，大概和村里的土地，房子，和春耕秋收的生活一样，是一种千百年的传承。这一切，只有在属于农村的一切里，也许才能慢慢感受出中国传统最经典的一些元素。
另一桌的饭菜已陆续上来，都是蔬菜类的。没一会儿功夫，我们这桌也开始了：拌黄瓜，小葱拌豆腐，炒白菜，数一数，竟然也有四五样，唯一的荤菜，就是一个大大的摊鸡蛋。不禁想：这么素，大概主人家平时也是不怎么沾荤腥吧。
女主人从办这“农家乐”开始和我们聊起来，他们起步大概只有两年，第一年挣了三四千元，第二年挣了七八千，今年是第三年。言语间充满了喜悦。之前领我们来家的老人告诉我们，石碣大概有一百五六十口人，现在住在村里的只有五十来人，几乎全是老人，年轻人，则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无一例外去了城里。而第三代，也都是在城里出生，再无法回到村里。大妈告诉我，他们唯一的小孙子和父母住在国道边的青白口，嫌这深山里爷爷奶奶家什么都没有，所以每次来，父母都要带一大堆吃的喝的，怕孩子厌倦于简单的农村。
言谈中发现这两位老人有点唐山口音，他们说别的客人也提过，但恰好另一桌的祖孙三代就是唐人的，马上说不像。看来需要民俗和历史学家去考证一番京西古村落的这些与城里有明显区别的口音的渊源。
不知怎地，话题就转到女主人的家事。她生于1952年，她的父亲年轻时离开村子参了军(八路军，游击队或是解放军)，回到家乡后，因为村子里地太少，带着老婆孩子去山里开荒种地，为此“文革”时被打成“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连早年参加“革命队伍”的历史也未能让他幸免。而那时还在上学的面前这位大妈，也为此被学校孩子追打，吓得不敢上学。
十七八岁上，大妈开始和她现在的丈夫（就是领我们到家的那位老汉）恋爱，谈了三五年，村里给他丈夫很多压力，但两人下定决心，终于走到一起，为此，丈夫还受了两年处分（那时他大概在村里担任一个小小的职务）。
两口子养育了两个男孩。小儿子，在十七岁上，得了白血病，家里四处借钱，村里人也没有几个愿意借的（也许大家都不富裕吧），花掉了全部积蓄，欠了一堆债，还是没救过来。
大妈讲着这些让人心碎的生离死别，没有太多的悲伤，明亮的眼睛，却一下变得深邃了。
我无法抑制心中的火焰，我不明白，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在大山深处，勤恳劳作的北京老乡，为什么要在生命里遭受这么多的不幸？这一切的悲剧，有多少是被强加于身而不必发生的？这个今天在游客眼里“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眼里，可曾是人间地狱？
我没有问出我的问题，在我眼前的，就是这么一位忙前忙后，闲不下来的农家大妈。她只是象唠家常一样给我讲起她们的家事，没有丝毫对世界的怨忿。她在这里出生，长大，经历了一个普通人能经历或无法经历的所有，在步入老年时，为经营的小小“农家乐”的点滴进步感到欣喜。
大妈总是高兴地接待山外来的游客。有一次接待的是一个评比“中国最美村庄”活动的一群人，她还真按着客人留下的姓名，在网上查到了这个活动。还有一次，一个骑车的“独行侠”与碣石“一见钟情，”一心要在她家住三天，并马上掏出几百块住宿费。大妈就把他留下，说：“我只能给你坐早饭和晚饭，白天我要上班。”我怔了一下，继而明白她指的是去田里劳作。至于老伴对她留宿一个陌生人一人在家的顾虑，她只是简单地回答：“咱家有啥值得人家拿的东西？”独行侠离开时，大妈说“还真有点舍不得。”
4.
说着话儿，大妈的大儿子，一个三十多岁，面庞瘦削的男子，带着他们的小孙子回家探望他们了。她亲戚地招呼了一声：“儿子回来啦。”
听她介绍，这个儿子身体并不好。男子戴了个黑色棒球帽，在房檐的石阶下坐下。我们聊了两句。儿子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刚才听大妈聊起，儿媳妇过门后，没有工作，我确切的理解，是不愿工作，家里的一切，都由这个大山深处的农民的儿子担当。
5.
吃完了几盘清香可口的蔬菜，大妈又端上了烙饼，贴饼子和小米粥。贴饼子的玉米和熬粥的小米，都是自家地里种的。我们没能吃完烙饼，她执意要让我们带上。她是那么高兴人们的到来，似乎要把地里所有的出产都要让客人尝个遍。还告诉我们：等大杏子下来了，会把杏仁砸了给客人吃，如果客人喜欢带一些走，是不收钱的。
6.
晌午过后，我们起身告辞。
又溜达到村西半坡上，那里的杏花也开得让人睁不开眼。半块石碑，被杂草遮掩，仔细辨认，是重修“圣泉寺”碑，通过这碑，知道这里曾有过一座叫圣泉寺的庙，也许是村人的祖先为感激大自然赐予这一片水土而建。而这座庙，不知何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知道，这座千年古村，是否正和它剩下的五十个年迈的村民，经历着它最后的时光。这个世界，这个混沌的世界，拿走了它几乎的一切：让那些建筑坍塌，让最后一代村民经历了无数的辛酸，渐渐老去；让那些年轻一代离开故土，去山外的大城市，或城市的边缘，去寻找另一种生活；让一切的传说，风俗，和称之为“文化”的东西，让人们的悲欢离合，让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生活的期待，对苦难的抗争，对同类的友善，都化作记忆。直到有一天，连这记忆，都烟消云散。
我无语。
在这花开的时节，村口一处老宅的门前，满树的杏花，正开得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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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老边儿 于2016-05-07 18:20:3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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