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些人走了，也许还会回来；有些可能永远都不会；还有的留下了，他们在守望，在回忆过去的日子，在等着和远去的人重温在一起时的时光。
引子
我背着行囊继续在晋北大地的另一次旅行。
那时已是深秋，田野里已经没有了庄稼；山前的大地上也没有什么人影。天有些阴，灰灰的仿佛锁住苍穹的一道帷幕。大地是如此的空旷，干净得让人有些绝望。如果世界有个尽头，如果遗忘有个故乡，也许就是这北接内蒙兴和，东连河北柴沟堡，地处山西最东边的天镇这“三不管”地带，一个“老，少，边，贫”都算得上的地区。
那高大的黄色的土夯的长城，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长长的身躯仿佛一列驶向远方的火车，又如一道山野里的布景。只是大幕已经落下，那些陪伴过这老墙，在它装饰的历史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无论是明边军还是塞外的蒙古骑兵，都不知消失在哪里，老墙静静地守卫在它四百多年来守卫的土地上，隐忍在深秋的沉寂中，一动不动。难道它还在等着那些远去的人归来？
田野里没有号角声，厮杀声，马蹄声和刀枪的碰撞声，只有风，自顾自地延续着它几百年在这里的舞蹈和号叫，肆意地冲撞着灰色的天幕和土色的大地，不知要向谁宣布只有它才是晋北大地唯一而永恒的主宰。这不免有些孤独。
穿过满是石块，砂砾，坑凹不平的黄褐色的土地，穿过秋天的荒凉，向北面走。北面，蜒绵不绝的褐色的沙石山脚下是那道同样蜒绵不绝的边墙，在秋天里泛着枯色的黄。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止了。大同自古就被认为是“至穷至苦”的地方，明人是这样描述的：“地滨穷荒，土脉沙瘠，而风气寒冰异常，穑事岁仅一熟，稍遇旱荒，即一熟不可得，自谷豆稷黍之外，百物不产”。
长城南侧有一个村子，是我此行的目的地：天镇县水磨口。那是山边可以直通内蒙的口子，明朝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穿过山谷，在这里修了一个屯兵堡，就叫“镇口堡。”建于嘉靖二十五年，“隆庆六年包砖，高三丈，周一里三分零，设操守官一员，所领见在旗军三百一十一名，马一十六匹。分边沿长一十三里三分，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座，内榆林、水磨等口俱极冲，通大虏。”“大虏”指的就是在天镇边外对长城内虎视眈眈的蒙古“俺答汗“的几个儿子，没有谁会太在乎而这记录驻守过311名明边军将士的小小城堡已经在四百多年后演变成一个四千人的大村，是天镇县这全国级扶贫县里最大最穷的一个村。
我那时象个没头苍蝇，就在长城沿线游逛，找寻失落的，我并不甚了解的一些过去，搞不清遗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虽然我这次来有一个目的，是来看水磨口老杨一家。老杨的女儿，婷婷，是我和朋友小王，在2003年十一来天镇时住的一家宾馆的餐厅里的服务员，那年大概17岁。
这几篇以“天镇的婷婷”为题的故事也许就源于我们的一次简单的谈话。我和小王吃着饭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告诉垂手站在墙边的那个面目清秀的小服务员（婷婷），小王毕业于一所全国名牌大学。
而那女孩竟然闻声落泪，一边擦一边告诉我们她初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穷。她说：“这是命”，怕我们没听懂，又说了四个字：“就是命运。”
我受了点刺激，就在一年后第二次到村里，也就是婷婷住的水磨口来看她（而没能见着），她的爸爸老杨接待了我，我走得急，答应热情的老杨下次来一定住一夜。于是有了这第三次的旅行。
风
我笨手笨脚地爬上村北的一段残破的把着山口的边墙时，野地里就刮起了风。黄白色的土面就飞扬起来，也分不清是大地上的土还是裸露的被剥去砖的夯土的边墙上吹落的土。一时间天地有些浑沌，风猛得让我不能站着，只好蹲下，掏出相机对着荒凉的土地，大山一通乱扫。风呜呜地叫，这是塞上的风，无情地用它的肆虐舔着它老朋友的脸，这衰败的边墙，已有近五百年，只是老墙不知还能在这风里挺多久。
山里有时还会有一声突兀的炸响，那是村里穷苦的人把雷管插在边墙里引爆取土的声音。村里的土地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有的如磨盘大小（水磨口因此得名），而那筑墙的黄土，无论是铺到地里，还是用来糊墙，都是不错的材料。虽然大明已经亡了三百多年，这边墙却安然屹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开始挖墙炸土。时间走到这里，可能真正显示出它的威力。也许大明嘉靖年间主持修了大同到宣化这一段边墙的重臣翁万达，不会想到这国防线的最后结局是这样。
我蹲在长城上看脚下这已寻不到当年痕迹的镇口堡，辨认出村北离边墙不远的一个土房顶上的一个小小的红十字架，那个老房是村里的教堂，那些衣衫褴褛的村民，年纪老点的，经常会去那里。婷婷不想去，虽然她不能再念书了，虽然她还没想太明白以后的事，但她毕竟在学校呆过，老师教的东西和人们在教堂里聊的不一样。
天就放蓝了，一条长云斜穿过天际，也许是从五百年前的塞外飘来。
我穿过村边披着秋天的深红和金黄的杏树林。风停了下来。
一个牧羊人赶着他的羊群从身边走过；我又往前走，一个老年农妇，裹着头巾，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默默地看着她的村子，陷入沉思，如同这沉默的秋天。我沿路给孩子们照相，一个小小的女娃，穿着红红的小衣服，不远处是她的年轻的父母在打场，小女孩静静地看，又不时好奇怪地扭过头来打量我一下。
天色渐渐地暗了，我拉住几个半大的孩子，突发奇想，让他们带我去村里的学校看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我上次来水磨口看到贴在婷婷家的几张她上小学时获得的
已有些旧了的奖状，也许那年遇到我们在讲述她不能上学时流下的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暝瞑中觉得应该去那个给她过欢乐，给她过希望的地方看一看，虽然，也许，那学校对她已不再意味着什么。
走到村外向西一拐，沿着一条土路，就找到了那个挂着“水磨口小学”木牌的校门口，里面是一个小操场，操场西面是一个破旧的篮球架，北面是两排刷成绿色的砖房，很显然是教师。
夕阳在西方，暖暖的光从淡淡的暮霭中准确地射过来却不刺眼。我好象依稀地听见教室里传来“咿咿呀呀”的歌声，我有些诧异，我没想到在这个深秋的周六的傍晚，大山脚下的校园里还有人在唱歌。
然后她就出现了，被十来个八九岁的孩子簇拥着，仿佛一个高贵的公主，他们走出教师，走到我面前，不用猜，她是这里的老师。
看到她我眼前亮了一下。她很年轻，应该不超过二十六七岁，但山里的生活已让人看出她脸上细细的皱纹。她把长长的头发梳在脑后，端庄清秀的脸上带着淡淡，恬静的微笑。我注意到她身上米色的套装，这让我有点惊讶也多少有点安慰，因为我在村里第一次看到一个衣上没有补丁而且样式和城里人区别不大的成年人。好象我一路上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这样一个暗示，一个符号，一个能帮我证明水磨口并不是我看到的那个被贫困主宰的村子。她那小开领的外衣后面露出一件粉色的高领毛衣，让我隐隐地感到这个女教师对穿着的一份精心。她和我这两次来看到的所有衣裳褴褛穿着老式胶鞋的村民比太不一样，甚至让人觉得她不属于这里。
我向她介绍了自己走长城的爱好，介绍了我第一次来天镇和婷婷的邂逅和第二次来去婷婷家的访问，我告诉她这是第三次来水磨口，顺便把上次来拍的一些照片带给村里人。
她告诉我她姓张，教语文，也教孩子画画和唱歌。
她还告诉我这里有十个老师，百十来个孩子。过去还有七年级（相当于初一）后来撤了。
她并不熟悉婷婷，也许她从来没有教过她，却知道婷婷的弟弟杨鹤，她转身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杨鹤吗？”孩子们一齐答：“知道。”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个过路客，而是水磨口人的一个亲戚，而这纽带就是老杨和他的孩子，婷婷和杨鹤。
我拿出一堆照片给张老师看，那是我上次来在村里拍的。她举着小小的相册，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围过来，踮着脚好奇地看，每看到一个村人，就更兴奋，“那不是某某吗？”而照片上那些我并不认识的水磨口老乡就仿佛一下成了孩子们心中的明星。
看着高兴的孩子们和微笑的老师，我想告诉他们我背着包在晋北大地长城沿线已经走了很久，我想和他们聊聊我在书里看到的那几百年在长城边的战事和守在长城边的明边军的荣辱兴衰，我想告诉他们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沿着长城走，也不知道还要走到什么时候，我还想告诉他们如果这长城真的要是被遗忘了，那我宁愿和那些历史一起守在长城边。
但我还是和张老师说了：“水磨口在嘉靖年间被鞑靼人首领俺答的骑兵攻破了。“
她没有显示出惊讶，一点都不惊讶，也许那毕竟太遥远；或正相反，也许这历史一直就延续到今天，对水磨口人并不陌生。她回答说：“有时我跟孩子们开玩笑说咱们水磨口人身上流的不少是蒙古人的血呢。打了那么多年。”
这回倒是我吃惊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脚下的人如此评论历史，口气却如此轻松。
暮色终于苍茫，已看不到学校后面山脚下的长城，但我忽然觉得那老墙此时正盯着我，我们，仿佛张老师的话把它从残破的梦里经醒了。
我拉着孩子们围着张老师，在学校篮球架下，在已经昏暗的天色中留了几张影，然后就往村东北老杨家走去。
晚上
到了老杨家，他们已经等候多时，问我为啥不早点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儿子杨鹤。这就是全家的希望，看着他，我又想起了他的小姐姐，那个一面之交的婷婷，那个在我们面前流泪的女孩，那个学习优秀，却因为家里穷而不得不辍学把机会留给弟弟的女孩。
杨鹤穿着簇新的夹克，和老杨那灰色，到处是窟窿的毛衣形成了对比。
吃了饭我和老杨，他的妻子雷大姐在炕上盘着腿聊天，杨鹤拿出一本初中的英语书，我带着他念。老杨告诉我村里的学校很缺老师，尤其是外语老师，说着这些，老杨的眉头又紧了。
我问老杨孩子的学习，因为杨鹤在另一个镇，罗文皂住校，老杨说他不知道，说他也帮不上忙；我又问杨鹤能考上高中么，老杨说这只能靠孩子自己。其实即使他能拼命挣点钱供唯一的儿子上学，孩子在学校能呆多久还要看老师的水平。
我还聊到了水磨口小学的张老师，老杨告诉我她是外乡人。
聊了一会儿，突然停电了。老杨很平静地告诉我，是邻村的人来盗电线，村长会去追。
我无言。我想起第一次来村里看到那鞋上打补丁的老人。这盗电线卖钱，和穿着褴褛的衣衫把从长城上挖下的土垫到贫瘠的地里种那两毛钱一斤的作物一样，都是长城脚下生活的一个侧面，它的极端又是那么戏剧性，仿佛这一切是一出上演的剧，虽然那是活生生的，那是戍边人和他们的后代背负了几百年的宿命。比我小很多的婷婷曾告诉过我“这是命，就是命运。”
我们点上了蜡烛，在昏暗的灯光里，想着那些久远的戍边人的故事，看着眼前这我不太敢面对的戍边人的后代的生活，我有些茫然，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问题，于是又问老杨“你说，有一天，孩子们都出去了，水磨口会不会就消失了？”
老杨瞪着眼看着我，不加思索地说“他们如果不能继续念书，还得回来。”我想他指的是种地，是过与祖辈没什么区别的生活。我想不清，不知到长城脚下的生活应该怎样延续。
老杨还告诉我，村里学校条件很差，老师都是留校生，只有初中水平。说着说着，他又开始叹气。
早上：墙
早晨起来，老杨让杨鹤带着我在水磨口长城边走走，看看他的家乡的墙。这是一段四百五六十年前由翁万达主持修建的边墙。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二月，总督宣大山西侍兵部侍郎翁万达上奏指出大同东路自阳和口暗门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红山台边界止，长一百三十余里“悉通贼要路，未有墙堑”。要求朝廷发银修筑长城，“拟于山南二三里许添筑边墙一道，浚壕建堡，增设墩哨，使宣、大声势联络，且可以南护紫荆，包为外堑”。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户部即凑发太仓银二十万两运赴该镇；修筑之役悉以付之”。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七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
镇口堡，或说水磨口村的前身就是宣大长城这一国防工程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一年修成。
这“通贼要路”，毕竟是蒙古人杀掠的一条近道，而戍边就是明边军的职责和存在的理由，对每一个堡子里的人来说和侵略者的抗争就成了命运的一部分。命运就在那里，时不时地选择它喜欢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力量：镇口堡被俺答的骑兵捣毁，堡里的驻军死伤殆尽，那是嘉靖二十七年的事，离堡子的修成只有两年。
正瞎想着，杨鹤忽然喊“看！”然后就向前跑起来。我什么也没看见，他自顾自地搬开地边半人高的垄的一块块石头，我大概听明白有一只金花鼠钻到石头缝里去了。他甚至脱下簇新的夹克，堵住一片石头，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制造动静。
等我赶上来，问他“抓到了么？”他摇摇头。
一路上长城边能长庄稼的地方人们已开始把砍下的玉米杆打捆了，很多孩子，七八岁的样子，也跟着大人在田间干活，一个小孩蹲在地里看着我，看着看着就笑了。
中午在离开老杨家时，有个比婷婷还小的女孩在他家的院子里等我，她穿着件红毛衣，老杨说：“你给她照张相吧。”后来又解释说，孩子的爸爸是他的好朋友，前几年死了，得了病，没钱治，死的时候四十出头。
我看着女孩，又想到了婷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去挖掘，去面对这里生活的真实，虽然我看得已经太多了。但我还是做了，我问她：“还上学么？”她摇摇头，我知道那个答案，我只是不愿猜想或幻想，“又是一个婷婷。”
当镜头对准孩子的时候，她笑了。
我中午离开了水磨口，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本贴最后一次由老边儿修改于2007-11-12 18:18:35
本帖由 老边儿 于2007-11-12 18:14:3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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