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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夫人王辉的回忆(二)
随手 于2005-05-09 17:04:43发表于长城小站
沙飞夫人王辉的回忆
王辉口述 王雁整理

我的母亲王辉于今年5月3日清晨去世,享年94岁。她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愿提起昔日的辉煌。更不愿以沙飞夫人的身份接受传媒采访。这几年,我在写《我的父亲沙飞》的过程中,说服了母亲,她平静地回忆起那久远的往事。
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时代
我于1911年11月15日出生在香港。原名王秀荔,后改名王玉珠、王辉。我祖籍广东潮安县彩塘区东里乡。
我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在香港经商的潮汕同乡,彼此认识常来往。父亲在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后,与几个好友合股开了一家“红星洋行”,并娶了我外祖父第二个女儿为妻。婚后,开明的父亲,让妻子在香港师范学校又读了几年书。
父母共生了九个孩子:二男七女。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死亡率高,至抗战前夕,只剩下四个:原本排行老四的我,成了老大,还有六妹、七妹及八弟。
童年时代的我,无忧无虑。父母把我们几个女孩送进香港基督教会办的英华女校读书,我们从二年级起就学英文,每星期六晚都参加教会办的少年德育会的文体活动,星期天到基督教堂“合一堂”听牧师传教。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读小学时,就感觉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压迫,看英国警察鞭打中国的劳动人民。上学的路上,有时见到英国小孩,追打、欺侮中国儿童。后来,我们中国的小学生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他们才略有收敛。
上学时我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喜欢打排球、篮球,整天晒得黑黑的。每天下课后都打球。然后满身大汗地回到家里。祖母常说我“不象女孩”。但父母从来不干涉我们。
初尝艰难人生
可惜好景不长。
父母亲由于几个孩子相继病逝、夭折,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香港经济陷入了萧条。“红星洋行”亏本,面临倒闭。这时父亲患了肺病,医药费花了一大笔钱,我们无能力再在香港生活,全家搬回家乡。我当时刚刚高小毕业。父亲医治无效,于1926年冬病逝。
在祖父管辖的封建大家庭中,我们孤儿寡母受尽了歧视和欺负。态度最恶劣的是我的祖母。一次,她对着父亲的亡灵说:“你生那么多女孩,还不如生几只蛋。”还对母亲说:“除了留下八弟,你带女孩都走”。我们无法忍受精神压迫,我们想,即使流浪他乡乞讨要饭,也决不在家乡受气。在拜祭父亲七周后,缠着小脚、耳朵几乎全聋的母亲带着全家离开家乡、搬到汕头。当时六个孩子中,我年龄最大,15岁,小妹只有5岁。
我小舅父李秉在泰国很有钱,在外祖父的大家庭中,他与母亲同父同母,感情好。母亲原想全家投靠他,得到的答复是:“长贫难顾。只供八弟读完中学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八弟后来到广州读小学和中学。
母亲尝够了多生女孩被人看不起的痛苦。她教育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要有志气,有自力精神,经济要独立,千万不要依赖男人。”
我是家里的大姐,有责任帮助母亲承担这个家庭。初到汕头,主要靠母亲的积蓄,我们几姐妹做抽纱,修剪、钩手巾边、绣十字枕套。收入甚微,仅够糊口。
情况很快有了转变。我们从小在香港读书,英文比较好,一个堂兄在汕头与人合股开了家进出口公司,需英文打字员,他介绍我去实习后正式当上了职员,月薪10元,包午餐。后来我又介绍六妹、七妹去抽纱公司当职员。
二十年代末,汕头足球比赛很盛行。我们都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我在看球赛时,认识了一位妇产科女医生周瑞华,我俩很谈得来,以后经常来往。
当时汕头市只有有线电报局。1931年初,国民政府交通局在汕头筹建商业性的无线电台,后来两家合并为汕头电报局。周瑞华介绍我去电台做登记员兼英文打字员,月薪30大洋。
我们几姐妹先后找到职业,家庭经济好转。但我们并没有满足、停滞,在不断地学习、提高。我们继续补习英文、学音乐。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学弹曼陀林,六妹学拉小提琴。
我们还常到教堂听传教。在汕头的教堂,我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个教徒。
与沙飞相识、相恋、结婚
我与沙飞的相遇、悲欢离合、生死相恋,现在看来,好像是命中注定。
在电台工作一年后,广州派来司徒璋当台长。随他从广州一起来的有:报务处付主任劳耀民、报务员李泽邦、沙飞(原名司徒传)。
电台共四层楼。一楼收钱,译电码。二楼发电报,然后登记。我与沙飞都在二楼工作。电台24小时营业,报务员几班倒。报务员懂英文,收入较高,沙飞月薪130大洋。他住在电台的集体宿舍。
我上的是正常班,每星期天休息。我的工作是报务员发完电报后要进行登记:发往地点、字数、价钱。若电报拍往国外,我则要打英文,与国外电台结算分成。一有空闲时间,我就看小说。我喜欢看鲁迅的小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等。
沙飞一到电台,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的眼睛特别明亮。他工作勤奋、刻苦、努力,发电报的业务水平非常高,既快又准确。他喜欢文学,爱看进步报刊,关心国家、民族。电台有乒乓球台,休息时,一伙年青人经常一起打球。我和他也都喜欢打乒乓球。慢慢地,我们互相越来越熟悉了。
1932年夏天的一天,他借给我一本书。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表情与平时不太一样。他走后,我打开书,果然里面夹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很想到我家拜访,问我家的地址。我很高兴地告诉了他。从此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们开始恋爱了,我俩都是初恋。飞买了一个照相机,每当我们骑自行车到公园、海边或附近旅游时,他都给我拍照。有时我两个妹妹也一起出去玩。他给我讲他的家庭、经历和理想。
沙飞祖籍广东开平,1912年5月出生在广州。父亲是个开明、爱国的商人,年轻时从家乡到广州经营中草药生意。沙飞从12岁起,就读于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但在十九岁那年,父亲惨淡经营的生意终告破产。沙飞是长子,共八兄弟姐妹。他只得放弃读大学的想法,投考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后毕业,就来到了汕头电台。他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广州,养活父母及弟妹。他喜欢读书,特别崇拜鲁迅先生,将来想当文学家。沙飞还告诉我,他曾在14岁的时候,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当个小报务员。我这才明白他的发报技术为什么水平这么高,不像刚毕业的学生。但在他参加八路军后写的履历里,都没提到这一段。他参加北伐一事,他父母及弟妹都知道。谈恋爱时,沙飞还经常对我说,决不能虚度一生,要为国为民……他有理想、有抱负、是个渴望事业成功的男人。他热情奔放、富于激情、永远要有新的追求。我完全为他倾倒。他是我一生中,唯一打动我、令我爱的男人。
我们于1933年3月30日在汕头登记结婚。我们当时不请客不收礼,请了一个月的假,去蜜月旅行。在当时的汕头,不少人说我们很摩登。母亲给了我二百元,我们自己也花了一些钱。先乘汽车到广州拜见公婆,我们住在旅社里,每天到他家吃饭,没摆酒席。我们在广州时,去了沙飞的好朋友木刻家李桦家好几次。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1936年秋,沙飞就是带着李桦的信,去上海找木刻家黄新波的。
我们在广州住了三天,就乘火车去了香港。这是我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感到熟悉而又亲切。我们逗留了两天,就又乘船经汕头去上海。还去了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在杭州凭吊了岳飞、秋瑾的墓。他们是我俩最佩服的民族英雄。我与沙飞谈恋爱时,就互以“振华”、“慕秋”相称以自勉。他的族叔司徒璋台长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是个镜框,上书“振华贤侄、慕秋女士新婚志禧。”
蜜月中,我们照了不少相片,都是夫妇双人照,沙飞自拍的。每照完一卷就在当地相馆冲洗,急切地想看照的好不好。可惜这些相片,在抗战时期全毁掉了。好在当初沙飞送给电台同事劳耀民几张我们的蜜月照片。文革后,在厦门电台已退休的劳先生与我取得了联系,把8张相片送还给我,这些相片唤起了我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这是现有的沙飞最早拍摄的几张相片。
蜜月后回汕头,沙飞住到了我,汕头新马路79号三楼,家离电台很近,上班很方便。他是个好丈夫,很体贴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结婚不久,我就怀了孕,尽管家里有保姆,但只要他回到家,就一定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可口的饭菜,想方设法让我多吃,增加营养。他做的纸包鸡,炖狗肉、牛肉麦片,至今也还无法忘怀。母亲、弟妹们都对他特别满意。1933年底,我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周瑞华亲自为我接生。小家伙长得精灵、活泼,家里一下子热闹了许多。沙飞特别喜欢这个宝贝儿子,这是司徒家的长孙。1935年春,我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女双全。这是一个令多少人羡慕的家庭啊!
他对父母及弟妹尽到长子、大哥的责任。婚后,我赞同他仍然把大部分钱寄给广州的父母弟妹。由于经济困难,他几个弟妹没读书,我提议把他们接到汕头,他四妹、五弟、七弟先后到汕头读书,吃住在我家。我家不宽畅,人多时,经常要搭地铺睡觉。沙飞有时间就辅导弟妹们读书。他还把三弟司徒强介绍到汕头电台,手把手地教他收发报。1934年,李泽邦、司徒强受命去南澳岛组建电台。
婚后,沙飞对摄影越来越入迷了。自己留下的不多的钱,几乎全部用在摄影上。他在努力钻研摄影。慢慢地,他的镜头不再对着我和孩子们了。原来每逢假日,我们带着孩子去海边玩、游泳,或去打球、听音乐。后来,他一个人到处奔波去拍摄。
原来认为我们“长贫难顾”的小舅,见到我们几姐妹在短时间内能自立于社会,很高兴。他又常寄钱给母亲。我支持丈夫搞摄影,悄悄从母亲那里拿了五百元给他,叫他买摄影器材。家里专门搞了一个暗房,我常帮他一起冲胶卷洗印放大相片。我是他摄影作品的第一个观众,看到他摄影水平越来越高,非常高兴。每次他看到自己拍出一幅好作品,就特别兴奋。他是个天生的艺术家、非常敏锐的摄影家。
1935年,他加入了上海的摄影团体——黑白摄影社。他有几幅作品参加了1935年、1936年的黑白摄影社的作品展。当时他特别高兴,已摄影记者自居。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我看。里面有几幅照片,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激动地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随时可以拍摄,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我终生难以忘怀。这几张照片,改变了他的人生。
1936年夏天,他专门去南澳岛二、三天,拍摄了一组相片。1936年11月、1937年6月分别发表在《生活星期刊》和《中华图画杂志》。题目为“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他真的在用摄影为社会、为抗日服务。
但也就是由于他搞摄影,我们后来有了分歧。我认为他在电台工作,是正常的职业,有正常的收入,摄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根本不能以此谋生。他的父母从经济上考虑也不赞成他专门搞摄影。而他却经过选择,决心以摄影作为终生的事业。这就是我俩有时争吵的根本原因。当他1936年秋,毅然辞去电台的工作,离开了家庭,去上海学绘画、搞摄影时,我不愿意、不理解、不赞成,然而既无奈也无法阻止。沙飞是个认准了方向,决不回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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