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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门.宁武.长城的风 作者:狄仁杰 2001/05/22发表于长城小站 去年国庆时，我们曾有过一次山西长城之旅。今年的“五一”，我们再次来到山西。下火车顺利地换上当地中巴，两小时后抵达代县雁门关。 雁门关与宁武关、偏头关合称“外三关”，素以“关山雄固，军事要冲”闻名于世。我来雁门，除了要领略这长城雄关的风采外，还因为几位古之名将：李牧、杨业和杨延昭父子，还有潘美。 “牧用赵卒，大破林胡。”李牧是战国时赵国的将领，他奉命镇守雁门关，“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使之十余年不敢犯赵之边地。秦军攻赵，或被李牧击败，或是被迫与其相持而寸步难行。可以说，赵国的社稷安危系之于李牧，李牧生而赵国存，李牧便是赵国的长城。然而昏庸的赵王迁却听信宠臣郭开诬陷李牧要谋反的谗言，暗地里派人捕杀了李牧。本来徒长城不足以自保，赵王此举更无异于自毁长城。敌人的反间计奏效，令赵国痛失栋梁。从此后再无人能抵挡住秦军的铁蹄，虎狼之师如入无人之境。赵王迁做了阶下囚，眼睁睁看着江山易主。李牧已亡不复生，赵王此刻纵有千般悔万般恨，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李白曾有诗叹李牧曰：“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这让我不禁想起宋之岳飞，明之于谦、袁崇焕。“精忠报国”虽只刺在岳飞的背上，可他们个个都把这四字铭记心中。他们的敌人虽非等闲之辈，在他们面前却都是一筹莫展。然而正当英雄们为国家浴血奋战的时候，庙堂之君和奸佞小人却从他们背后举起了屠刀，岳飞被害风波亭，于谦血洒菜市口，袁崇焕遭凌迟寸璨。呜呼！都知道修长城是如何的艰难，谁晓得毁长城是易如反掌啊 早先听评书、观剧，知道不少杨家将的故事。杨家一门忠烈，杨业、杨延昭父子都曾在雁门关戍边御敌，千秋功业人皆称颂。然而陈家谷口之战，不但牺牲了杨业，也让同样是国家功臣的潘美落下了骂名。 史载北宋雍熙年间，宋太宗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分三路出兵大举攻辽。时为忠武军节度使的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是他的副手，蔚州刺史王侁等为护军。宋军所向披靡，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兵至桑乾河，眼看胜利在望。然而由于曹彬一路轻敌冒进作战失利，宋军最终反胜为败，被迫全线撤退，所收州县得而复失。潘美、杨业奉命护送四州百姓迁往内地。辽兵大至，杨业认为此时敌强我弱，适宜固守，不可轻出。但刚愎自用的王侁却执意要杨业“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并无端怀疑杨业畏懦怯阵，且有异心。杨业素号“无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但此时他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冒死一战，知其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料到此去凶多吉少，杨业临行前哭着对潘美说：我本是太原降将，蒙主不杀，反授以兵权，自当为国尽忠。我不是怕死，我只是要等待战机。杨业并请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埋伏以为后援，等他转战到此就以步兵夹击接应。杨业走后，王侁以为契丹败走，为抢功擅自领兵出击。后闻杨业战败，又慌忙退走，潘美也随王侁一同退去。杨业遭伏击兵败，苦战半日退到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能如约来救，哪料想宋军阵地空无一人，不禁“拊膺大恸”，随行将士皆愿效死。辽兵包围上来，杨业力战，重伤力尽被擒，所部无一生还，其中包括杨业的一个儿子杨延玉。杨业叹息自己被奸臣所害，兵败无颜偷生，在辽绝食三日而死。 这便是小说和戏曲中潘仁美陷害杨继业，致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故事由来，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正史中的潘美，就是潘仁美的原型，他和杨业一样，是南征北战，为国家力下汗马功劳的虎将。但是陈家谷口之战，潘美的表现却不那么光彩。 第一：当王侁无端怀疑杨业的忠心时，潘美居然不致一辞。此时的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史载杨业镇守雁门关功勋卓著，引起其他边将的嫉妒，并曾上书给皇帝诽谤杨业。那么嫉妒杨业的人当中是否也有潘美？无声就等于默许，莫非他嘴上不说，心里对杨业也是和王侁一样的看法？或者是史书中有意无意地漏掉了潘美当时说过的话？无论如何，潘美的无言客观上对王侁是一种纵容，对杨业则非常不利。 第二：在杨业领兵出击之后，王侁不顾大局的一进一退，作为主帅的潘美竟然都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潘美并非无能之辈，可为什么这时候却对自己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莫非他才是畏懦怯阵？或者他真的是要陷害令公？杨业叹息自己遭奸臣陷害，这奸臣所指当然少不了王侁，但是其中也包括潘美吗？ 公平地说，对于杨业之死，潘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多次据杨业之功为已有，在杨业死后的受赐与勋衔上又是大做文章，因而后人贬斥潘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历史上的潘美毕竟是宋王朝的功臣，不象传说和戏曲中的潘仁美那样是一名十恶不赦的罪犯。史书中找不到潘美故意陷害杨业的确凿证据，他之所以成为遭人唾骂的奸臣，除了其本身确曾有过的龌龊之举外，大致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潘杨两家素来不和 杨业本是北汉将领，曾与潘美在晋阳之战中兵戎相见。后来虽然杨业归宋，和潘美共事宋主，但二人彼此各怀戒备之心。传说和戏曲中将潘杨不和归因于杨七郎在擂台上打死潘洪之子潘豹，但这只是传说而已。其实作为北汉降将，杨业从根本上就没有得到北宋朝廷的信任，这才是导致杨业败死和死后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抚恤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否会有潘美的陷害，这种悲剧恐怕迟早也都要发生。 第二：著名文人的推动效应 史载，苏辙、欧阳修等人都与杨家有交往。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内地时，苏辙等人曾为杨业打抱不平，并著文褒杨贬潘。杨家子弟杨宝臣逝世后，欧阳修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极力颂扬杨家。故此在当时著名文人的笔下，已经基本形成了褒贬的指向，而这些人的观点，对社会的价值判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从而基本定下了后来文艺作品中潘杨故事的基调。 第三：小说话本和戏曲等艺术形式的推动 文艺作品特别是戏曲小说需要矛盾和故事，需要正反两派典型人物的争斗。这种矛盾冲突越是与国家和民族矛盾联系在一起，就越具有感染力。岳飞的对立面秦桧乃一朝之相，杨业真正的对立面王侁的地位太低，显然不利于完成大矛盾、大冲突的戏剧架构。而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有太师之衔，加之其子惟熙之女是宋真宗做太子时的宠妃，即后来被追封的章怀皇后，使潘美正好有了贵妃弄权之嫌。于是乎潘美就从次要责任者上升为主要责任者，指挥失误变成了有意陷害，潘美从前的功劳都被一笔勾销，潘杨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和演变成了忠臣抗战、奸佞卖国、贵妃弄权等一系列政治矛盾和斗争。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戏曲故事，就这样正式开锣演出了。 在传说和戏曲中，杨业用名“杨继业”，潘美用名“潘仁美”，这与其说是无意之失，不如说是作者们在斟酌这段历史时，无奈中有意的模糊。 第四：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经常遭受侵略的国家，以抗敌保国为内容的文艺作品特别受欢迎。人们在遭受动乱，向往安宁生活的同时，把最美最忠的形象寄托在抗击外侮的英雄们身上，把最丑最奸的形象归结于卖国投降者。传说与戏曲中杨继业之忠烈与潘仁美之奸佞，正是国人价值取向在舞台上的再现。 记得在电影《鸦片战争》中，琦善曾对林则徐说过几句话，大意是：你我虽然都做了失败者，可是我身败名裂，你却虽败犹荣。同样的，陈家谷口之战，身败名裂的是潘美，虽败犹荣者为杨业。社会心理的取向决定了有关潘杨作品的内容组成，历史真实被置于从属的地位，因而使得潘美之误流传千古，“冤”忍至今。而对杨业之死负有最直接责任，最该遭到谴责的王侁却很少被提及，这无论是对杨业，还是对潘美，都是显失公平的。 传说和戏曲中，杨继业的八个儿子有三人战死，一人被害，两人被俘，一人出家，只有六郎杨延昭能够始终坚持在前线抗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历史的真实。杨业死后，他的儿子们继承父业，继续抗辽，杨延昭是其中最为著名者。但根据史书，杨延昭在杨业的子女中排行第一，杨六郎实为杨大郎。他继杨业之后镇守三关，“智勇善战”、“号令严明”、“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屡败辽兵。在边防二十余年，声威远扬，令辽兵闻风丧胆。按辽人的风俗，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专镇契丹，所以他们认为杨延昭就是那第六颗星，称其为“杨六郎”。后来的传说和戏曲当中以讹传讹，把杨延昭说成是令公第六子，他的几个弟弟反而成了他的兄长。有趣的是杨文广本是杨延昭的儿子，传说和戏曲中却降他一辈，成了杨延昭之孙。据说杨文广的妻子复姓慕容，“慕”与“穆”同音，久之就演化成了穆桂英，并让原本是夫与妻的两个人成了子与母。 历代曾在雁门一带戍边征战的名将中，论功劳以杨家将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最为显赫，讲神奇则数李牧备受尊崇。如今的雁门关已非当年李牧和杨家将戍守过的雁门关，而是明洪武7年即公元1374年由吉安侯陆亨易地重建的，东北距旧关5公里。史载这里原本建有六郎庙和李牧祠，但是我们这次在雁门关下只见到了被部分修复的靖边寺即李牧祠。据说两者相较，李牧祠的建筑气魄要大于六郎庙。这大概是因为六郎庙过去多为民间祭，在老百姓心目中杨六郎从来就是人，而李牧祠历来属于官祭，李牧多半被划入了神的行列。其实无论是神是人，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无论是新关旧关，都是英雄的纪念碑。我在雁门关附近的山坡上洒下一瓶白酒，把它献给李牧，献给杨业、杨延昭，献给所有为国捐躯的先烈。 二． 离开阳方口，我们去了宁武关。史载宁武关建成于明成化3年，即公元1467年，素有“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应偏关，东援雁门”的战略作用。传说宁武由凤凰所变，故有凤凰城之称。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场大战。 明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已经东渡黄河，攻入山西的李自成为东进北京，兵分南北两路向驻晋明军发起进攻。李自领北路军为主力，出宁武关经大同趋京师。宁武关争夺战进行得相当惨烈，李自成与明三关总兵周遇吉激战数日，农民军前仆后继，以死伤一万余人的代价全歼明军，为夺取北京扫清了障碍。是役，周遇吉率部抗击农民军的猛烈进攻，城破后继续指挥巷战，虽重伤被俘仍是骂不绝口，最后殉国于乱箭之下，尸体被肢解。周妻刘氏素来勇健，率领几十名妇女拒守公廨，登上屋顶箭射农民军，最后全体牺牲在烈火之中。 清初著名学者，反清志士屈大均先生来太原时，曾有诗曰：“襟带河汾玉殿长，一朝弓剑委秋霜。将军死战哀宁武，帝子生泽恨晋阳。马首关山空落日，城中歌吹罢清高。悲风处处吹松柏，谁到并州不断肠。”诗中的“将军死战哀宁武”，即指周遇吉。 宁武关之战在中国传统戏曲里有所表现。例如京剧《宁武关》，演周遇吉和李自成对阵，周勇猛异常，李手下战将多不是他的对手，唯有李子洪基与他势均力敌。李洪基爱周之才，欲招降之，不想反被周所擒。当年，山西蒲剧须生泰斗盖天红的武戏即以《宁武关》为冠。此《宁武关》又名《别母乱箭》，行内称《大别母》，非前述之《宁武关》，现已失传多年，即便在当时能此剧者亦不为多。该剧表现周遇吉坚贞不降和在周母的率领下举家赴义的故事，周遇吉之母与岳飞之母、徐庶之母、张魁之母即灶王爷之母并列四大烈母。盖天红将周的英武气概，坚贞气节和慷慨悲壮的氛围演得十分精当到位，把周的英雄末路，无力回天的心境刻画的非常感人。通过繁难的武功技巧，将四方来箭全部接住，不使一根落地，把周死时的惨烈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周遇吉的顽强抵抗，李自成曾一度准备撤回陕西，因遭部下的反对而作罢。明军一些将领也劝周遇吉改变策略不要一味硬拼，但被周拒绝。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王朝人心尽失，大势已去，以周遇吉之山西孤旅根本无法与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相抗衡。有评论说，周遇吉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判断力，不能认清农民起义的进步性，更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最终与自己的家庭以及四千名士卒一起做了朱明王朝的殉葬品，这是他个人的悲剧。然而做为一名出身下层，被从普通士卒提拔成为一省总兵的周遇吉来说，支持他信念的是最朴素的爱国忠君思想和军人战死沙场的责任感。甲申国变之年，当明军与李自成农民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降的时候，周遇吉特立独行的举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历史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周遇吉的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记得当年，曾有一本描写李自成故事的连环画，那里面的周遇吉是一副畏缩逃跑，被农民军从背后射死的胆小鬼的丑态。然而读史之后，发现这并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按说，周遇吉给农民军造成那么大的伤亡，农民军对他理应恨之入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北京城被攻破之后，李自成的军卒却在说：“如果每一镇的主将都象周总兵那样，我们如何能够到达这里？” 三． 此行山西，每每与大风相伴，真个是风餐露宿。 当我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山顶上沿长城线行进的时候，猛然间一阵大风袭来，吹得人东摇西晃，站立不稳。看看脚下，谷深坡陡，若失足坠落恐怕就再也无法回见北京父老。这风似乎在有意和我们作对，明知人跋涉艰难，却还要雪上加霜。行进途中，我浑身是汗，感觉热不可当。好容易盼到休息，卸去背包，能够凉快一点，可风也如影随形，我连忙套上冲锋衣。辛苦行军了一天，个个都是灰头土脸，日暮时为找块避风的营地往往还要颇费周折。此刻，我痛恨这风。 可是在我们即将离开山区，转入城市腐败旅游线路的时候，同伴中有人说：“下了长城，就再也吹不到这风了。”听了这话，我忽觉有些不舍这长城的风。 记得在广武的时候，了解到抗战时日军曾到过此地，并对这一带的长城做了许多改造。经当地人指点，我们辨认出建在长城上的已经倒塌了的日军炮楼。还有一座敌楼，被日军改做了炮台，墙上开有两个内小外大呈扇形的炮口。懂军事的同伴判断，当年架设在这里的，应为75野炮或者75山炮。炮台旁边，还有日军兵营的遗址。炮台建在一座山顶上，其所处的位置，可以控制新旧广武两座城堡，炮的射程，把广武汉墓也包括在内。距此大约9公里的地方，便是明代的雁门关，可以隐约看到关楼屋顶的重檐。指南针显示，雁门关在这座敌楼的正东方。此时大约是下午4点，我们站在敌楼上，山风呼啸，随风而来的似有炮火硝烟。电话甘肃分队的同伴，正要进入墩煌莫高窟。一年前的同一时间，我也身处遥远的西部，我怀念那建在戈壁滩上的汉长城。 遥想当年，祖先们用血汗建立起这道防御工事，许多人为了保卫国家，永远地安息在了这里。有谁知道，这长城经历过多少次战火的洗礼？有谁会忘记，太阳旗曾在此耀武扬威？本为抵抗侵略的长城，却成了侵略者的堡垒，百姓们就在敌人的炮口和刺刀下生活。多少年过去，青山依旧，只不见了当年的戍边将士，鬼子也被赶出了中国。风还在不停地吹，风声里，长城的盔甲在片片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