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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兴建和退役
作者:老田 2000-08-29发表于华岳论坛

丝路怀古之一:长城的兴建和退役

  作者:老田

  据说长城是唯一能够从月球上以视力可见的人工建筑物。曾经长城被视为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但从八十年代以后,就不停地有人把长城视为无用和自我封闭的证据。笔者在亲眼见过长城之后,也就这个问题来发表一些浅见,以供方家批判。

  一、 长城兴建的时代性
  据地理和气候学家研究,在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降雨大大多于今天,水草丰美,对畜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的北方游牧部落匈奴也极为强盛,号称“天之骄子”。秦时长期以大量兵力在北面部署,以防范匈奴的侵袭,大将蒙恬(传说就是此人发明毛笔)就曾经帅兵30万屯边。汉代时是匈奴的黄金时代,曾经在月氏人那里做人质的匈奴太子冒顿,在公元前177-175年率兵击破月氏,迫使月氏西迁。月氏人后来渡过阿姆河建立贵霜帝国。冒顿还曾经把汉高祖围困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明代开国时虽然把中原的蒙古势力清除,但在西北方向,瓦剌一度统一漠北,势力强大。瓦剌入侵时连御驾亲征的皇帝都当了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除宋代外,实际上在历史上,也只有这叁个朝代的边患最重,所以对修长城也格外热心。秦代长城还只是把原先的燕赵长城加以连接;而汉长城据称一直延伸到新疆的罗布泊地区;明代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今天的长城就是明代长城的遗迹。据史籍记载,古代游牧民族打仗极为残酷,胜利者往往杀掉失败部落的成年男性,掠取妇女儿童做奴隶,如果失败部落人口足够多的话,往往一些地区会鸡犬不留。成吉思汗的征服和杀戮之重,不过是按游牧民族的惯例行事而已。除了杀戮之外,游牧民族还常常掠取人口作为努力驱使。在唐代唐太宗打破东突厥以后,以金帛向各部落交换被掠为奴隶的汉人,仅仅一年时间,就换回了8万多人。古代边患之重、对普通民众危害之烈由此可见一斑。长城正是在边患严重的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定居人民为了保证和平和安宁的生活而修建的。在古代技术落后时代进行如此巨大的工程,无疑是需要巨大毅力和恒心的。在外在方面,现实的安全隐患则是修筑长城重要的原动力。

  二、 长城的作用
  从纯军事意义上讲,长城是非常成功的。因为长城能够把游牧民族的优势抵消,并大大发挥农业定居民族的优势,实现优势互换。长城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别马腿”,大大降低游牧民族骑兵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使游牧民族的机动、隐蔽、能随时动员、脱离战场迅速的优势被大大地抵消了;相反,汉人人口巨大,兵多将广财力雄厚,适合于进行持久战和阵地战;长城就具备这样一种功能,让战争按照汉人的优势方面来进行,而不是被游牧骑兵牵着鼻子走。而且长城并不需要进行全线设防,只需要防守一些重要的据点就可以很好地达到目的。由于长城的沿线都修筑了完备的烽火报警系统,防守的兵力也不需要足够与敌一决胜负的大量常备兵力,而只要能够坚守待援的力量就足够了。长城就是这样把难以防范的、可能随时发生的、规模不一、难以防范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掠夺行为,限制成只有一定规模以上、而且只有经过周密准备的才能进行,而且入侵行为一旦发生,被发现、拦截的几率大大增加,而全师而退的机会大大减少。长城就是这样减少了自己方面的防御成本,同时达到增加了敌方的成本和风险,从而把防御成本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为保护内地民众的安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叁、 长城所体现的民族毅力和牺牲精神
  实际上长城也是勤劳和毅力的较量。
  从理论上讲,破坏长城比修筑来得容易。但是要在游牧民族中,募集到足够的人力来破坏长城,恐怕比汉人修筑长城困难得多。在攻防战术上,长城也很好体现了古代人们为了民族利益而自我牺牲精神。
  长城长达万里,即使以今天人口之多,也没有可能处处设防,同时处处设防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在古代就更加没有可能全线设防,所以长城只能是防守一些战略意义比较重大的孤立据点。在孤立防守的情况之下,一旦边关有警敌人强大,戍边将士必须做长期坚守待援甚至是牺牲的准备。在嘉峪关,笔者看到关城有叁个层次:卫墙、瓮城和内城;戍边将士就是这样随时准备在兵力悬殊、外援尚远的情况下,依托城墙进行逐次抵抗,给敌人以最大杀伤。以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敌人进行殊死较量,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安宁。在平时,戍边将士还必须自行修筑和维护工事,进行耕作部分地解决衣食问题,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古代运输手段缺乏,运输成本极高,完全仰赖内地供应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当时没有工业化的大生产,多数武器和衣服往往必须自备。只有非常少的衣物可以得到国家的救济,据说唐玄宗曾经督帅后宫佳丽为边关将士做寒衣,并因此演绎出一段传奇故事。确实在古代也只有皇帝的后宫,才具有全国最多的也是最集中的制衣人才。正是在比今天艰难困苦得多的条件下,古代戍边将士的勤劳、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吸取的宝贵得精神财富。

  四、 有形长城的不足之处
  除了有形的长城以外,民族“心防”的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
  宋明之亡于异族的关键就是堡垒从内部攻破,山海关守将吴叁桂引清兵入关的事例广为人知,宋代的内部分化之严重更是不同凡响。宋太祖以兵变上台,自认为来路不正,所以有点“以小人之心”度人,再加上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所以有“杯酒释兵权”之举。终宋一代,抑兵太过,再加上时运不佳,遭遇金、西夏等一干强邻,数十年鹬蚌相争,终于蒙古人得利。除了宋代抑兵太过以外,内部不统一也是非常突出的。名将岳飞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代文征明有一首《满江红》词,对高宗赵构的心思把握得很好,该词的后半阕是“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误,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哙竟何能,逢其欲。”赵构此人倒是蒋介石的知己,老蒋曾经有名言垂世“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亡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在抵御外侮时内部最高层统治者都不能与民族共命运,其成效可想而知。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没有众志成城的心防,再好的工事再多的优势都难以发挥。史迪威曾经得出结论:共军之所以战斗力比较强,是因为共军军官总是说“同志们跟我冲”;而国军军官总是喊“弟兄们给我上”。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特别重视人心的向背,修筑人们心上的长城,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把这一点推演到极端则是错误的,无形的长城“心防”建设固然重要,但有形的长城也不可偏废,否则和游牧民族的骑兵相比,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挥,在战场终难免以短击长,处于被动和下风。所以除了建设心防以外,固国还是要以“山溪之险”,为弥补自然形成的“山溪之险”的不足,修筑长城也是非常必要的。孟子由于在理论上走极端,难以完全站住脚和自圆其说,显得说服力不足,所以当时的魏王齐王都不买他的帐。

  五、 长城的退役
  长城最后一次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作贡献,是在1932年日寇侵华战争中。当时的喜峰口、南口等“五口”抗战非常有名。长城的退役之战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役结束之后,以苏联之强,美国之霸,再也不敢设想派军攻入中华腹地了。长城从此就成为文化古迹和精神象征,以供人们瞻仰和缅怀了。实际上从清代乾隆以后,中华民族的敌人也不再是骑着马来“寇边”的游牧部落了。但长城所昭示的民族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建设“心上的长城”的不二圭臬。1968年苏联干预捷克局势成功以后,确实很想干预中国局势,于1969年3月出手试探中国军队的应手,结果是不敢轻举妄动。在随后苏联要求举行的边界谈判中,苏联同意按中国方面的要求,把东面边界的争议地区合计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中国,但中国领导人要求,在协议第一条就要写上“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先决条款,所以谈判才没有达成协议。在越战期间,中国明确告诉美国,如果其陆军进入北纬17度线以北地区,中国将派兵参战,美军地面部队在十多年间都表现得非常自觉。抗美援朝战争所最重要的并不是战争得结局,而是在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表现出来得精神和气概,这种精神力量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忽视的。这就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正是这样志愿军才从物质装备上“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变成不可侮的力量。网友燕山王子着文说,其父因为上级没让参加抗美援朝而犯“楞”,正是这种“楞”劲才凸显了志愿军和美军的不同,抗美援朝才有后来的结局。在云山之战后,一些美军战俘通过翻译说:他们长官说,在1)子弹没有了、2)突围不了了、3)失去联系了、4)粮食没有了的情况下,只要满足条件之一,就可以投降,而他们满足所有的投降条件。如果志愿军不是像王子的父亲那样,而是和美军相同,恐怕抗美援朝的最后战线不是叁八线而是鸭绿江了。要比敌人更能吃苦,更敢于战斗,更不怕牺牲,这才所有处于技术弱势的民族奋发求存的必由之路。在古代汉民族和游牧民族相比,具有步兵对骑兵的劣势;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备技术上的差距仍然会在较长的时期里存在,心防的建设也要放在优先的位置。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正是由于心防建设的成效卓着,西方对演变和分化中国最终丧失信心。在七十年代,西方从学术界到政界,实际上都已经主张放弃对中国的围堵,费正清的书,戴高乐的“五个世界论”,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说”,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中国的地位和利益。当然当时有美国希望“联中抗苏”的考虑,但心防的力量更不可忽视。在改革开放以后,怀着翻案热望的邓小平和精英主义者一起,对西方的物质财富和个人主义顶礼膜拜,使西方人士喜出望外,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和平演变甚至是和平分裂中国的希望又回来了。所以在政策上又开始以“遏制”“打压”为基调。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转向所导致。在长城退役以后,建设心上的长城更是不可一日或忘,这样才能避免我们的子孙要依托工事和优势装备的敌人,在中华大地上作殊死搏斗。甚至还有可能连搏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六、“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荒谬性
  一些指责中国古人缺乏进取精神,没有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长城被指为这种消极思路的物证。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出于对当时社会条件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在当时的条件之下,积极的防御政策和主动出击要受到以下条件的限制:

  1、 人力物力有限,技术手段欠缺
  在古代即使没有人力物力的匮乏,运输手段欠缺和成本高昂,就足以导致重大问题。不论是修长城、开运河、治黄河、东征高丽还是西伐西域,都曾经导致民怨。“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就是这样的时代写照。

  2、 积极的防御政策也没有成功的可能---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唐军在西域打破突骑施部落以后,河中地区就再也没有强大的力量了,结果黑衣大食趁虚而入,公元751年,与唐军高仙芝部战于塔罗斯(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唐军内葛逻禄部阵前倒戈,唐军大败。在西域安定之后,结果吐蕃兴起,攻占陇右、煌中,切断西域唐军的后路,并于763年曾经一度攻占长安。据守西域的唐军从此孤悬域外,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坚持近半个世纪,公元790年,西域的安西四镇全部陷入吐蕃之手。也正是因为唐代开拓边疆着力过多,所以引发民怨并牵动国势,导致“安史之乱”,从此国势一落千丈,再也没有在西域找回场子。以初唐实力之盛,也完全没有能力多路出击,一切搞定。那些认为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得观点是根本战不住脚的。3、 道义的限制和游牧民族的生存权杜甫曾有诗云“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长城就是一条这样的界限。而且除非把少数民族赶尽杀绝,否则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如果演变成在异域长期对峙,并不对“劳师以袭远”的一方特别有利,则是确凿无疑的。4、 除了防御边患以外,汉民族在北方没有其他的重大利益
  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地理和气候上属于半干旱地区,比较适合发展畜牧业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汉民族的发展方向是南下,历史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南宋末年,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因为南方气候适合于农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北方就仅仅是一个防御“寇边”的安全利益。所以全面出击和长期巩固的决心是不可能有的,安全毕竟只是生存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

  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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